(也谈中國知识分子的通病)接上页
大陆
2004-04-02 01: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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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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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今天思想界的状況是：原来居于主流的自由派逐漸表露出書生氣和水土不服，以至于成形不久，就已經開始顯出僵硬老化之態；我覺得中國盛産教條主義的自由派政治家，這是以一種粗俗的唯理論作爲認识論基礎的。他們在認同國際主流社會的政治文明时，没有將具有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的理念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特殊體制和特殊利益區分開来；在批评自己國家的弊端时，没有將國家根本制度中存在的弊病與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區分開来。他們没有兴趣去细致理解自己人民的真实需要和自身社會的复杂現实。他們蔑視傳统，蔑視經驗，而迷信他國已經獲得成功的現存模式。從而將自己的人民和社會看作是一堆可以按照某種現存模式，隨意地加以重構的純粹對象化的质料。教條主義的自由派政治家完全陷入了一種後殖民主義的政治思維之中，從而使自己有意無意地成了他國利益的代言人和祖國利益的損害者。這些教條主義的自由派政治家，出在俄羅斯並不算太坏,不過同樣的情況落到中國,那恐怕天真是天塌下来的.俄羅斯的精神基礎已經喪失了。当代中國人喪失了傳统的善惡觀念和區分是非的能力，精神面貌全面倒退，社會道德基礎惡化。一些大衆媒體向社會民衆傳輸一些西方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與中國是格格不入的，這些價值觀只是爲了巧取豪奪和追取個人的利益。我們要吸取俄羅斯的經驗，自由主義的意识形態已經把俄羅斯社會引到死胡同。一面無視我們這個苦難民族如此多的冤魂呐喊，奮鬥，且對自己民族的弱势者，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洋人大衆獻媚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虛伪浪漫的假自由。 我們要努力寻找第三條道路。新左派生于兹長于兹，生機强勁，强大而危險，雖然影響日衆，但它只長于破坏，短于建樹，其建設性主张大多还停留在100年前的烏托邦水平上；中間派能夠爲現实提供解釋，但自身先天不足，注定了不能成長爲一棵參天大樹。這樣的現状确实令人看不到希望，如果一定要寻找希望，出路可能在于温和右派（右偏中）與温和左派（左偏中）的相互靠攏和融合。不融合没有出路，單獨一方要么聲音微弱，要么易于走向極端；只有融合，才能生出化學變化。引自《漫論当前中國思想界左右力量之消長》事实上，無論新左派还是自由主義，他們在中國表演的都是和紳和紀曉岚的鬧劇，都是焦大式的表演。中國知识分子只有到苦難的底層中去，才能獲得战勝苦難的精神力量。錢理群、余傑、劉曉波之類，在主张與縱恿杀人的时候，却敢以“中國知识分子”的名義進行，並披之以“人性”、“人權”、“民主”等“理性”。看来,知识精英應該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了。 他們是否視個人的自由高于一切？他們的所谓痛苦比起中國農民的痛苦又算什么？難道说他們爭的自由就是爲了群衆？看看《中國農民調查報告》，就知道這些半吊子自由主義不過是嘩衆取寵和虛假的人道主義。两人是否懶惰地幹吃鲁迅的飯？两人到底去農村底層搞過調研实際问題没有？两人知识結構是否匮乏？两人是否自大自涨？知识分子如果整天高喊恥辱和苦難和信仰而不去親自实踐是否空谈誤國？整天躲進書齋搞啓蒙是否可笑？我已仔仔细细的看了摩羅的《恥辱者手記》，這本書裏頂多有些摩羅的個人傷痛和體驗而已，他的那些痛快的批判在当代許多學者那裏都有，他的功勞在于那些煽情的語言，起初我也是喜欢的。後来見他老是擺弄自己的傷疤，我就討厭了。鲁迅当年從不輕易撫摩自己的傷疤，重在揭出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鲁迅的學问是知行合一的學问而非書齋裏的學術，当年先生走出書齋搞啓蒙，現在我們的自由主義躲進書齋做啓蒙。自由和民主都是好東西，這樣的好東西如何才能在古國蒼老的肌體裏孕育呢。某些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爲旗帜，打着自由的招牌爲民衆代言，骨子裏却是爲了自己的自由。劉涌案再次说明精英知识分子的虛伪，谈起自由头头是道，俨然以真理自居，暗地裏却大搞交易。富人的自由是自由，窮人的自由成了無人過问的中國特色。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爭的是誰是中國问題權威的解釋者，而非誰最關注那些需要救助的弱势群體。哈貝馬斯来中國訪问，據说他最關注的是中國社會的進程问題，而非學術问題。
摩羅余傑的關注點只停留在浅層的文學層面，除了痛批專制和痛失個人自由外，居然还要給鲁迅加點精神鈣片，後生可畏啊，鲁迅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想法。自認爲抓住了批判國民性這個利器和法寶，就一勞永逸了，但是脫離了制度層面的配套改革，靈魂改造能達到好的效果嗎？物质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人只有先有吃喝穿住的才可能想民主和自由，鲁迅当年把重點放在靈魂改造上，但到後期越来越認识到物质的重要位置。我們不能脫離当下中國現实社會想问題，瘋狂的批判往往帶来的是偏执和仇恨，但高高在上演说上帝和愛，又让人感覺虛假。我們不能老是做無聊的文化批判者，不能老是做透支的鲁迅精神的繼承者，更不能做高高在上的假基督。以前鲁迅先生活後著述，現在有人先著述後生活，顛倒了過来。倒着走的命运不比橫站的命运好。摩羅余傑的崇拜者們，你們想過没有啊。更有無恥的經濟學家樊綱、张五常之流叫囂什么“腐敗有利于經濟發展”，向權貴资本主義家獻媚，諸如此類的还有胡鞍鋼的“擴大內需論”、厲以甯的“農村金礦論”與基尼系數二元論、扼杀教育本质的汤敏“教育産业化”、公然踐踏《世界人權宣言》的茅于轼“義務教育貸款说”、顛倒黑白的温鐵軍“農民土地保障論”、利令智昏的劉伟“堵車文明論”，他們背叛了經濟學等學術之本质與靈魂而無異于舍本逐末，他們是被利益集团饲養的動物。“何清涟憤憤地说：中國问題即道德、良知和常识问題而根本稱不上理論问題！樊綱之流我一輩子不見！！！這是發自良知的呐喊。 鲁迅在精神的極度苦悶中，是深研過佛經和基督教義的，信仰宗教不能簡單理解爲空虛没落，這也可能是一個严肅的思想者韬光養晦的必要過程。有些道理。但是現在言说基督成了一種表演。不管有良知的知识階層也好，还是没良心的文人也罷，都擺出一付救世主的架势，好象他們的理論是上帝的福音，他們奉上帝之命来解救處于水深火熱的群衆似的。其实，有意思的似，即使是搞田野調查的學者，文人也被調查對象奉爲神靈了。這是非常可悲的事。思想界的工作也許很重要，但是，如果總是坐而論道，却給人混飯吃的感覺。 我本是一山野村夫並無话語權，也鬥膽说了。作爲一名底層生活的人，我覺得两人实在需要反思。我固然不會去崇拜毛澤東，但也更不會去崇拜一群奶油書生。我覺得某些知识分子远没有農民誠实，盡管他們打着農民的旗帜。中國的知识分子中鲁迅研究學者多亦，但大多是喝他的血的，並非去真心去學他的，包括那些曾決心學他的人，因爲他們早已成佛成基督了，如摩羅余傑二人。鲁迅成了他們遮掩自己醜陋病態心裏的文化聖僧。所谓無聊之徒，謬托知己。現在的余傑已成爲小布什的坐上客，他真的愛國嗎？爲何離開那片充滿苦難的祖國？爲何抛開那些饑餓的農民？余傑能比他痛批的暴君强到哪兒呢？他也在象個聖人冷眼憤激地看着那些流淚的民衆？現在的摩羅明哲保身在無奈中過日子。他們都象麻木的體制制造出来的麻木的聖人。頂多有些悲憫和信仰或忧憤。這是所有中國知识分子的悲哀和恥辱。顺便说一下，我最討厭中國的那些假基督。正如朱大可所言，“知道分子”和“人文主義者”所谓的“知识分子代言制”，滋養了大批學院貴族，但他們並未向他們自己標榜的那樣，成爲“底層利益”的喉舌。“底層關怀”的口號，不過是書房和客廳的某種道德點缀而已。人們在杯斛交錯中悲叹着農民的命运，然後帶着悲憫的滿足感返回住所，繼續他們的惬意人生。中國知识界的不在場，進一步加劇了農民失語的絕望状態。更有甚者，所谓的“人文關怀”，最终竟然被人引向了自我利益的高度關怀。所谓的“民主鬥士”自我熱愛和自我放大，與他們對農民问題的漠視，形成了尖銳的對比。這些虛幻的话語实驗的內在激情之後，让我們窺見了有限而冷酷的真相。 鲁迅说，聽和尚念經道士參道，还不如回家自己去修炼。抽象思辨、書齋生涯、文人趣味、牧師心態、師爺心態，只能让人滋生幻覺、挑逗感情、盅惑心靈，容易導致四體不勤、智力偏瘫、智慧偏至，如果思想和知识的目的只能導致人的虛榮心和野心，那么不要也好。走向台前也好，隱入幕後也罷，“知识分子”凭着什么说话？如果没有了理論上的依靠，那么就只能靠着人格的勇氣。没有了勇氣，或者说丟棄了真誠，只能有一種結果：你说的越高，和現实反差越大，造成的諷刺性就越大，精神分裂也就越严重。说，还是不说，做，还是不做；選擇还是背叛；擔当当还是放棄，都是一個需要严肅對待的问題。 中國的知识分子要么給民衆制造烏托邦,要么鼓吹忏悔和愛,却不做任何事情来反抗罪惡和減輕災難.災難来时我們都在做什嗎?一方面,我們對民族的劣根猛烈批判,另一方面,我們對罪惡保持着冷漠的沈默.劉小楓的>出版以来,没有帶給我們真正的反省,給我們却帶来了精神的大麻,它不幸和這塊土地上的犬儒主義哲學交媾一處,一股言说上帝的浪潮在網上席卷開来,各種文化基督徒充斥其間,一幫犬儒徒作大言,任性逍遙,一事不做.某些所谓知识分子只知道忏悔和祈求上帝的寬恕和空洞的说教,要么板起面孔,揮舞鲁迅批判國民性的大旗,一副不自由毋甯死的樣子,無非是獲得虛假的浪漫和拯世的崇高.真正的知识分子無須拉来上帝或者招来孔子当招牌,他會從人的道義感出發,直面苦難和抵抗罪惡,勇敢擔当自己的責任,這是出自人性本能的愛,同情和良知,他反抗絕望和荒誕,他在愛,友誼和責任中生活.如果我們还是把言说上帝或鲁迅或知识分子的道统,停留在一種表演裏,那么這種坐而論道还不如没有知识,我們只能是變相的福貴和許三觀。
我看不起某些假牙的知识分子，也看不起自己。忏悔吧。回到常识，別在做夢。包括我在內的中國所谓知识分子應該深深反省自己。我認爲，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去超越鲁迅，而是去做一個真誠善良樸素普通的凡人，而不是高喊什么基督做信仰。人文精神的討論还有些迫切，信仰的討論暴露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虛弱。信仰對知识分子拯救靈魂或許有用，但中國文化和文人陷入沈疴已久，豈是基督信仰所能救的？早已深得犬儒哲學的文人恐怕更加虛幻和高蹈，我們難道再去戴頂精神的緊箍咒嗎？現在又重新面臨那個舊问題，夢醒之後該向何處去？中國知识販子太通老莊思想了，太愛惜自己的羽毛了，他們自诩參透一切，却明哲保身，或者劝人信仰基督。能退亦能進，韬光養晦，韬虛了身子，韬軟了脊梁。離開了民衆，于是来寻找其他的精神支撐，偷懶矯情。中國没有俄國意義上的知识階级，大抵如此。我們爲何不俯下高貴虛蹈的头顱，在人世的油鍋中炸一炸啊。我正在狗窩裏战鬥呢，你聽-----我正在和一匹劣狗撕鬥。
(也谈中國知识分子的通病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