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親曆杂記
Advisor
2004-04-10 00: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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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親曆杂記
·张邁·
◇ 文革開始，我也是造反派
毛主席親自發動的、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怎么能不參加？何況大串連不要錢坐火車，而且很久没有看老岳父，到首都公私兼顧何樂不爲。于是，我參加了無産階级革命派（簡稱無革派）去了北京。
火車挤的是不得了，汗臭味很重，走走仃仃，上下車大都是從窗口爬。火車開了三天才到北京，動不動就在野地停三四個小时，我們就到農民家買點吃的。好在那时年青，不怕累。
到了北京，先到北大、清華看大字報，只見整個校园鋪天蓋地都是大字報。地上刷滿了大標語，樹與樹中間是席子墙，墙上是大字報，看了之後熱血沸騰。
取經之後就鬥副院長于笑虹，院長劉華清没找到。鬥一陣子內容不多，對方官不大，鬥起来没勁，于是我們揪到我們可以揪的最大的官，六機部正部長方强。
方强原来在部隊是中將，是羅瑞卿的人。我們外地来准備也不充份，只是追他和羅的關系，呼呼口號。他則是“老奸巨滑”，但看到這么一個平时難得一見的大官，胖呼呼老老实实低头認罪，大多數人也感到很滿足。折騰了十来天也就打道回府。
回到上海鬥爭就越来越深入，鬥所長副所長党委書記政治部主任，再鬥就是科長和“反動學術權威”工程師了。有人说，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是不管騎馬的騎驴的騎自行車的，统统往下拉。
我們是軍工研究所，屬海軍，原来我們都穿海軍軍装。我畢业後經一年实习期授衔中尉，俗稱“一杠两星”，那时上艦很神氣，士兵見了就敬禮稱“首長”。後来歸國防科委七院，改穿陆軍服装，上艦时士兵把我們当“友鄰部隊”。後来雖仍稱“南字８１３部隊”，但脫了軍服，成老百姓了，再上艦，海軍战士悄悄说：老師傅来了，注意保密。弄得我們不大自在。
所長是文职出身，没參軍没受過衔，政委（後来叫党委書記）是大校，政治部主任是上校，室主任也是少中校。所長平时有點受這些部隊幹部排挤，说過“寄人籬下”，于是這句话就鬥他一下午。分析批判还叫他自已交待，问他“寄誰籬下”？是共産党籬下还是解放軍籬下？你對共産党解放軍仇恨怎么那么大？你想幹什么？
他態度不大老实，爲自已辯解时有個老兄上去就是一個大嘴巴，打的又清脆又響亮。他滿脸通紅，未想到被打，但從此就老实了。
政委原是大校、老紅軍，被鬥时經驗很豐富，態度老实，檢討認罪表示出沈痛的樣子，但也能不失时機以说明的語氣爲自己委婉的辯解。事後他對人说：這算不了什么，紅軍时代和延安整風那才叫你腿肚子抽筋。
政治部主任是個瘦子，外號叫“馬蜂王”，意思是革命造反派就要捅你這個馬蜂窩，抓你這個馬蜂王。
副所長是個胖子，平时不大幹工作，常和大家一起打撲克，讲起话来笑话連篇。一次我向他彙報工作，他在沙發上睡着了，还打起呼噜。我一停下来，他就醒了，連说你讲你讲。我一讲他又睡着了，我氣得要命，可老同志告訴我，他經常這樣。
雖然他不大幹事，但人缘極好，他自己檢討自我戴帽是“修正主義”，他“不幹工作革命意志衰退是最大錯誤”。但是那时是多幹多錯少幹少錯不幹不錯，他不幹事你能抓他什么錯？加上他“密切聯系群衆”，單獨鬥他不多，主要是陪鬥。脖子上挂牌子也選個輕點的小黑板，挂时把這領拉一下墊在繩子下邊，比起別人直接挂在肉上舒服多了。
统鬥一般在小禮堂，坐不下时在食堂，一大排“走资派”彎腰低头站在那裏。才開始每人身後一個造反派威風的站在那裏，揭發誰时就給他“噴氣式”一下，後来造反战士反映站的長了太累，就不站了。
有一次在小禮堂開批鬥會，台上揭發批判者慷慨激昂，台下口號連天，又是語录歌聲不斷。誰也没料到這位胖副所長把挂在脖子上的黑板向地下一豎，腦袋一低，下巴往黑板上一靠就睡着了，而且打起呼噜，而且呼聲如雷。一下子全場静了下来，這一静他醒了，擡起了身子。突然全場轟堂大笑，盡管主持人一再制止，聲嘶力竭的告誡大家這是一場严肅的階级鬥爭，但笑聲此起彼伏再也严肅不起来，只好草草收場。
室以上的中層幹部由各室自行批鬥，現在回憶一下，没被鬥的想不起一個。鬥完了幹部就鬥總工程師、工程師，他們的头衔是“反動學術權威”。我一個好朋友是上尉科長，５８年畢业，正在北京出差，急電召回。他是南京人，很老实，下了火車就先到所裏。最近又憶及此事，他说：一到科研大樓我吓死掉了，從一樓到五樓全是我的大字報，辦公桌上也是，我想這下坏了。後来他被抄了家。
那时，我們所有一千三百人左右，跳樓的、鑽汽車的，自杀總數十一個人。
我們室的一個工程師是右派。他很有“自知之明”，运動一開始，他就努力學习毛澤東著作。每天工間操（上午十點開始，下午三點開始，休息十五分钟）也不休息，他看毛選抄語录，抄了一本又一本。結果还是被鬥。
讲起工間操就多说几句，休息十五分钟原来真的是做操，大革命開始後，就下棋、打乒乓。一般讲總要拖長點，大概半小时，可棋没下完乒乒勝負未定呀，再後来就是一小时。在“無政府主義”盛行两派互鬥消遙派得意之際，基本上是“早請示”之後就開战了。午飯後接着幹，一直到下午五點下班前要晚彙報了，才恋恋不舍的休战。我的圍棋就是那时學會的，開始被人让九子，後来一直進步到角逐全所冠軍，這也算文革給我帶来的一個“成果”吧。
上面讲到“早請示”，还有“晚彙報”。這得说一下，可能年輕網友有人不明白。
每個辦公室墙上有老人家的像，全體立正面對畫像右手握拳上舉作宣誓状，一人領讀衆人跟：“我們是毛主席的忠誠战士，我們對毛主席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這個無限忘記了）……”接下来就是逝死捍卫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之類。然後就是念語录，敬祝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和敬祝林副统帥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接着就是唱歌：敬愛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敬愛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我們有多少知心的话兒要對你讲，我們有多少熱情的歌兒要對你唱，千萬张笑脸向着北京，千萬顆紅心向着紅太陽，衷心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完了！解散，下棋，打撲克，打乒乓，吹牛。
五點下班前老程序再来一遍，叫“晚彙報”。
每天這么幹，我有點烦。有一天，我说：咱向毛主席彙報什么呀，下几盤棋？打撲克抓了几口豬？咱还没当成毛主席的忠誠战士，我建議把“頌詞”改一下，改成“我們要做毛主席的忠誠战士”。
不料，這成了我以後的反革命罪状之一。這是後话，歇歇在跟貼中接着说。
那么要鬥前面说的那個右派工程師，鬥他什么呢？人家可是夾着尾巴做人呀？但只要想鬥他就不怕找不到他的錯，于是把他抄的几本語录拿查，果然有问題：他抄重复的語录劃掉。最高指示多抄几遍，抄一萬遍也不多，能劃掉嗎？劃掉就是否認，就罪該萬死。而有的还打個×，打×就是打倒，打倒誰才在誰的名字上打×，是可忍孰不可忍？而且有位造反派仔细研究，發現打這個×力透纸背印下一页，可見他對伟大領袖的仇恨有多深。
于是就鬥，就批，批深批透，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他檢討说：他和革命群衆本质上不同，革命群衆學毛選是出于對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無限熱愛，是帶着深厚的無産階级感情學；而他出身剝削階级，學毛選是装門面。
有次鬥他，一位造反派批判，说他在一篇學习心得中竟然写道“我們就要外行領導內行”，這是爲他過去的右派言論翻案。這时，我遞上去一個條子，提醒他這句话是毛主席说的，批不得。他立刻喝令把右派份子×××押出去，然後沈痛檢討學习毛著不夠，感谢我指出他的严重錯誤表示今後要加强學习；然後向毛主席像三鞠躬認罪，轉過身向革命群衆認錯。
我這個人老来在網上混，討論爭論时網友说我很平和，可年輕时却是爭强好鬥得理不饶人的角，特愛打抱不平。一次批鬥政治部主任，说我單位南字８１３部隊番號是他弄出来的，是日本鬼子侵略上海的日子；而宣布選在十月十號又是舊中國的國慶節。上綱上線批個不亦樂乎，而他檢討認罪上綱上線又提高一個台階。
我心想，這關你什么事啊？散會後我喝停他问他怎么改正錯誤，他说深入學毛選改造世界觀。我问他不叫８１３叫什么，他後悔的说：叫８１２也行啊，叫８１４也行啊，唉！我偏弄個８１３。我说８１２是東條英機結婚，８１４是希特勒的生日你知不知道？８１３却是毛主席重慶谈判光輝著作發表記念日你爲什么反而不用？说的他手足無措。
直到他“解放”後“三結合”進紅色政權“革命委會”了，还記得此事，誇我博學，知道８１２、８１４是什么日子。我告訴他：蒙你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管那一天，都發生過好事也發生過坏事，不要亂檢討。
我似乎很能，很善辯，會讲理，認爲走资派怎么嘴那么笨。其实，把我押上被鬥台審判席我也不行了，這一點以後得到了證明。
◇ 我竟然成了“走资派”？！
“走资本主義道路的当權派”簡稱是“走资派”，而我不当權，怎么成了走资派呢？
造反派告訴我：我是“走资本主義道路的实權派”，簡稱也是“走资派”。你鬼點子多，給当權派出主意，你就是实權派。
没辦法，一聲斷喝，我就被揪出来了。没價还。
第一步是游街，在研究所大院科研六層大樓溜一圈，亮亮相。纸糊高帽子早准備好，小黑板写上名字冠上头衔，名字上打×，往脖子上一挂。室主任、書記、我，还有一個支部委员，我們一人拿一個鑼鼓家夥。主任背鼓書記敲，我拿的是鑼，一行人一邊敲一邊嘴裏念自己的头衔。我覺得滑稽的要命，直想笑，几乎忍俊不住。
我畢竟不是当權派，只是陪鬥。但主任“罪責”過多，一次鬥他，让他跪到椅子上。鬥着鬥着忽然有人一腳把椅子踢翻，把他摔的夠呛。我看他這樣于心不忍就把一些責任承擔下来，這樣就引火燒身。不過在室裏我朋友不少，鬥我大多只是虛张聲势而已。
鬥了一通，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我所後我就“解放”了。于是我就站在“保”我的“無革派”一邊和鬥過我的“解放派”打派仗，互相貼大字報，互相揪對方的人。
◇ 两派筆战
两派筆战，我是“領軍人物”。對方批鬥我方一些人，但我們揭批另一方人更多。我室一共三十来個人，被揪批的有十来個。
一個原海軍上尉家庭出身不太好，但後来考上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入了党，畢业几年後升了上尉。但他一次回家過春節，在神龛上貼了個對聯“神是没有只爲敬仰先輩；龛己破舊這也難怪後人”，因此，他受了党內處份。這次又舊事重提，把他拉出来批鬥，重點就批八個字：“敬仰先輩”。你敬仰的先輩是什么人？是剝削階级，所以你就是地主老財國民党反動派的孝子贤孫；“難怪後人”，不怪後人怪誰？你是在怪共産党，你對共産党有刻骨仇恨，你無时無刻不在夢想變天。
还有一位，家庭出身也有點问題，就鬥他，鬥来鬥去也鬥不出名堂。可突然有人揭發扔出個重磅炸彈，在一次參觀毛主席坐過的船时，大家一脸虔誠。面對老人家坐過的椅子，一位女同志一面用手摸一面讲些無限敬仰詩一般的句子。他和這位女同志平时不大對勁，就脫口一句：“你趴上去闻闻，毛主席放的屁还香着呐。”這一句话，爲他定了性：反革命份子。于是把他往死裏鬥。原来保他的人見他犯此彌天大罪，有的無话可说，有的反戈一擊，他成了孤家寡人衆叛親離。
两派打筆仗，我却和對方主將交了朋友
對方的筆杆子是行政人员，姓王，是轉业上尉。他十分勤奮好學，力图改行幹技術上作，但在我所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大學畢业还要问是不是名牌大學，大中專畢业生还当受氣包吃不開，他這個半路出家遭遇可想而知。因爲不得志而有怨氣，這些怨氣在文革中得到舒發，他文筆不錯用詞尖刻。我一貼大字報，對方就叫他回應；他一貼大字報，我方就叫我反擊。整天弄的熱鬧翻天，两主將交战雙方又有人助威，就像現在網上跟貼一樣，雖無內容，三言两語也能湊滿一张。因爲前面抄两段語录，後面加几句口號就行了，不要錢的纸筆墨水，写就是了。今天貼出一會被复蓋，三天一過，揭下来就是厚厚的一層。
後来開展“一幫一，一對紅”活動，就是两個人自由結合互相幫助交心谈心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有一天晚上，王同志找我谈心。一谈，各人都说出一肚子苦水，讲了一大堆心裏话。原来我們两個都是苦出身，都是共産党毛主席從水深火熱之中救出来的人，两人痛说家庭苦難史，谈着谈着两個人都痛哭失聲。這一下子我們成了朋友。這一来，雙方大字報減少了很多，我們室無産階级文化大革命也相對冷清了一些。而主张消除派性的工宣隊似乎對此有點不高兴。我們两個提出要結成對子，但是領導我們室的工宣隊班長不同意，我們就和他頂了起来。這位王姓朋友竟然在全所大會上跳上台去發言，表示向我“求婚”，聲稱：如我同意他就“非卿不娶”。我在台下一时沖動，竟喊了一聲“非君不嫁”，引起一陳騷動。
後来，工宣隊说我們两人搞“暗流”，我們領不到“結婚證”就“非法同居”，我們成了唯一一對未經批准的“一對紅”。
◇ 游行
文革中游行是家長便飯，主要內容是慶祝伟大領袖發布最新指示。老人家一讲话就是一句頂一萬句的最高指示，新说的就是最新最高指示。一聽到廣播毛主席又發表最新指示，全所千把人立即拉出去游行。每人一把小纸旗，前面几十面大紅旗，彩旗飛舞鑼鼓振天口號不斷，從衡山路游到淮海路也不知從那裏绕回到所裏。
我所著名的口號员是李姓女同志，外號小喇吧，聲音宏亮，連喊三天五天依然如故。解放派的头头就不行了，半個小时下来就哑了，但他堅持喊。我對好几個人说過聽他喊口號有助于對某個成語的理解，有人问那個成語，我和我的“對子”異口同聲的讲：聲嘶力竭。
◇ 晚學习
白天没事幹晚上却要加班學毛選。
一般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看、讀、背，討論。家住的远就慘了，一位楊同志家住浦東，但却多年如一日堅持下来。我那时比別人特別點，白天黑夜除了學毛選外就是學馬恩列著作，除通讀外还精讀反杜林論和左派幼稚病。但没想到的是以後我当“反革命”时，這也成了一條罪状。工宣隊讲：伊讲阿拉革命左派是幼稚病。而我靠辦公桌的墙上貼的老人家的“黃鶴樓”詩，也成了罪状：伊讲阿拉造反派是烏龜毒蛇。
其实他讲的有理，我看到老將老帥老一輩革命家被鬥的越来越多，我對文革的反感就越大。而我最反感最討厭的就是江青，最欣佩的就是陳毅。此人快人快語，召開知识份子座谈會代表党向大家道歉，面對帝國主義战爭威胁说来吧！我早就等着呢！我头發都等白了，聽起来帶勁。
◇ 老婆不小心当了連長
所裏三結合，就是工人階级、革命幹部和革命群衆三駕馬車組成革命委员會，簡稱革委會，室裏叫領導小組，成员是推選後工軍宣隊批准。後来室裏两派鬥的厲害，文鬥又加上武鬥，領導小組垮了，就改成“鬥批改連”。两派有了仇，互不相让，選你我不同意，選我你反對，于是消遙派得势。
我老婆所在的室有五六十個人，她是個典型的消遙派，人缘平时就極好，大家都叫她孫大姐。她又有個記人名的本事，全所的人名他基本都背得出，選她几乎全票通過。
在成立大會上，鬧了笑话。
她是學應用力學的，數理功底好文筆不行。那时開會發言有固定的八股格式，開場白是两句老人家的詩、最高指示；最後是两句祝愿，萬壽無疆和永远健康。可她開始就錯了。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可老婆讲稿上写的却是“春鳳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朝晖”。那时個個會背語录和主席詩詞，此句一出引起一陣笑聲，後面表的決心就很少有人聽進。而革命群衆代表上来祝賀时在大家亂轟轟的笑聲中竟把語录“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念成了希望你們“既当官又当老爺”，這引起更大的笑聲，會議几乎開不下去。
好在這是“新生的紅色政權”，再加上老婆两派都没仇，没人揪也就没事了。否則念錯語录是要出大事的。
◇ 給網友讲讲批鬥會“仪式”
大會開始，主持者上台，说開場白：
“無産階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們，革命的同志們：
“首先让我們共同祝愿伟大領袖伟大導師伟大统帥伟大舵手、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林副统帥永远建康！永远建康！永远建康！
“伟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说：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像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已跑掉。”
几段語录或單念，或全場跟讀；再呼一陣口號；再就是主持人一聲斷喝：把什么什么份子某某某押上来！
這個“份子”被两個造反派扭住雙手押了上来，脖子上挂個牌子低着头。這时两個造反派下去了，主持人又斷喝一聲向毛主席請罪，這個份子就向主席像恭恭敬敬的三鞠躬；再喝一聲向革命群衆認罪，于是對大家恭恭敬敬来個三鞠躬。一般都不少于９０度。
然後就是批鬥，一條一條罪行的批，一條一條的交待。中間夾着一陣陣口號，不外乎“×××必須老实交持”“打倒×××”“把無産階级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之類。我所老九多，打人事件比工廠那是少多了。
結束語就是勒令×××學习毛主席“敦促杜聿銘投降書”之類，接着就是一聲斷喝：把××份子××押下去。
我就親身經曆了押上押下、大會小會大鬥小鬥，鞠躬次數上不了千，几百次總有吧。
現在谈人的尊严，谈人權，批駁美國时讲我們“曆来重視”时，我都想笑，因爲人權這倆字改革開放很久以後我才聽到。
◇ “竹筒倒豆子”倒出的反革命
文革中有個“一打三反”，“三反”印象不深，“一打”就是打擊現行反革命。因爲“曆史反革命”漏網之魚不大有了，該抓“現行”了。
工宣隊長作報告，反复交待党的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严。竹筒倒豆子，只要和盤托出，保證没事。而抗拒是絕對没有出路的。
我一邊聽報告一邊想自己的事，我清楚的知道，這一次我是在劫難逃，這是我自找的。
我是“根紅苗壮”長期生活在“紅色保險箱”中而有持無恐；我對文化大革命由支持到觀望再就是强烈不滿；更要命的是我性格外向，特別愛说，大學畢业时系總支書記送我一句话是“管好你的嘴”，可是我管不住，也没有管。
能不能混過去呢？我不少小兄弟都是讲義氣的，说不定不會揭發我。這種幻想立刻被我自己否定了。在這場“觸及靈魂”的大革中，人人需要自保，義氣是靠不住的。更不幸的是我大量的“反動言論”都是在開會时、學习时和在辦公室大庭廣衆说的，怎么能和這么多人同时訂立攻守同盟呢？我的出路只有一條：坦白，要坦白就要竹筒倒豆子。
一散會我就到工宣隊班長辦公室去，告訴班長，我要倒豆子。班長说：“你来的好快。我們排過隊，知道你的问題。也知道你是聰明人，會主動找我們，但没料到這么快。好！好！好！早交待比晚交待好。”我问他是不是竹筒倒豆子倒光了就没事？他说：当然是，“阿拉工人階级说话是算數的”，他站在毛主席像前莊严的作了保證。
于是我一口氣“倒”了一個小时，他作了記录然後叫我回去写書面材料。從工宣隊那裏回来，我立即写交待材料，那时腦子好，写的很快。写好之後又抄成大字報，內容相当多，現在大多忘記了，記得有：
１，攻擊文化大革命，说文革是極左路線。
２，说文革中是“小人得志”。
３，攻擊伟大旗手江青。说鲁迅才是旗手，鲁迅旗手是毛主席肯定的，江的旗手是自封的；说江愛出風头，江没水平；學江讲话“同志們哪，我代表毛主席来看你們呀”；说江青在天津關于“面首”的讲话影響不好；江青在延安就把毛關在門外不让進屋，毛無奈坐在門口抽烟；宣揚賀子珍，以賀压江，以賀貶江。
４，说“毛澤東思想也有矛盾”。
５，爲走资派翻案，爲叛特務叫屈，爲反毛“老將”评功擺好。说陳毅是“儒將”，朱德地位在毛前，鄧子恢好，谭震林有水平。總之鬥到誰说誰好，说這些人是開國元勳。
６，借古諷今，借讲故事之名攻擊文革，什么杯酒釋兵權呀、伴君如伴虎呀。
７，讀列甯“左派幼稚病”，特別是其中一個是關于强盜的例子，爲叛徒哲學活命哲學辯護。
８，讀鲁迅，別有用心的念鲁迅的詩“大人要命莫討命，討命便是反革命，大人有刀咱有头，這點義務應該盡”，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
９，讲劉少奇打不倒，劉水平高；傳播小道消息，说毛主席讲過“三天不學习趕不上劉少奇”；说劉曆来忠于毛主席，毛思想是劉樹起来的。讲這话之後不一會又讲劉邦韓信故事，含沙射影。
１０，写了一首反動詩，爲劉少奇翻案。
大概写了三十多條。原件保存了二十多年後找不到了，真遗撼。
現在写的簡單，其实每一條都有具體內容。例如讲毛澤東思想有矛盾，是在學习毛著《矛盾論》和《正确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討論时。我讲了很多话，以大谈學习心得来表示建國以来並未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但说的很婉轉聽着不對味可抓不大住毛病。有位行政幹部抓住我说矛盾無處不在無时不在“將我一軍”，他问我“照你這么讲，毛澤東思想也有矛盾啦”。
這個问題是政治敏感问題，问的很毒，而我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明确回答当然有！接着就大肆發揮以毛的话说明：差異就是矛盾，變化就是矛盾，隨着情況的變化政策跟着變。我大谈反右知识份子政策中我們政策的前後矛盾；對私人經濟政策的改變，我说毛原来讲的是“發展生産，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资两利”，可後来呢？是“限制利用改造”。現在呢？是兴無滅资。這就是毛澤東思想在發展，發展就有差異，差異就是矛盾。
他说不過我，只讲两個字：反動。
我太愛说了，而文革时整天鬧革命、學习、吹牛。我愛说而又有一幫人愛聽，于是我讲的格外起勁。而這些整理一下都是罪状。
我的“豆子”笫二天就見了（大字）報，標題就是“自我揭發”。一下子圍了一群人，评論是：這小子真敢讲。
不久，我的大字報被复蓋，理由是有很多是“防擴散材料”。
◇ 抄家
“豆子”倒完之後就是室裏小型批鬥會。批鬥前，还找我谈了一次话，说是群衆幫助提高，態度要好一點，群衆运動么難免有點過激。我竟然大大咧咧的回答没事兒！
鬥了几次忽然冷却了，一天、两天、三天。冷清的我越来越感到不對勁，我忽然福至心靈，想到“決战前的沈寂”。于是晚上在家燒材料，把我的日記、信件统统燒光，把“燒雞”藏到廚頂。忘了说了，“燒雞”是一把駁殼枪，貨真價实还帶子彈。
第二天上午，全所召開大會，學完語录喊過萬歲，再来两個敬祝。一聲斷喝，就把我這個反革命份子押上台。我滿腦子亂轟轟，只聽到一個個發言批判激動萬分，至于具體內容一句没聽進。看来對我“升级”了。
晚上，工宣隊和室裏造反派到我家抄家，老婆、不到５歲的兒子都在家。
翻箱倒櫃忙了一陣並未達到預期目的，就不细翻了，来人问我：“知道我們来抄家？”
“知道。”
“材料呢？”
“什么材料？”
“日記”（老天，他怎么知道我有日記？）
“燒了！”
“张愛萍給你的信呢？”
“也燒了。”
“什么时候燒的？”
“昨天晚上十二點。”
“爲什么要燒？”
“估計你們要来抄家。”
“這说明你心中有鬼。”
“不是有鬼，是私人信件不想让別人看。我們一大堆情書也燒了，怕人看，但是没有鬼。”
我的回答出奇的老实冷静而誠懇，他們再也無话可说，悻悻的走了。
在一旁冷眼旁觀不聲不響的兒子在“客人”走後嘟囔着说：“亂翻人家東西，还紅卫兵呢！”
我因工作關系給张愛萍写過信，当时他是國防科委副主任（主任是聶帥），而张老給我回信是用毛筆写在宣纸信箋上的，草書是筆走龍蛇。文革前有一天在室裏谈起書法，我隨口讲起张老書法極棒，給我的信都是用毛筆写的。誰知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這次抄家，竟爲此而来。
昨天看電視得知，张愛萍將軍不幸逝世了，我再也没有機會得見慈顔，他給我的信不得已燒了。张老伯，原諒我吧，我实在不愿让這些人弄髒你的信呀！
在此向將軍夫人李又兰女士致意，望節哀顺便，保重身體。
現在想还有點後怕，要是抄出了那把枪，我就死定了。
第二天老婆室裏工宣隊员議論昨天抄我家，這些隊员不知她是我妻，竟当着她说：“個赤佬屋裏絨線介許多！”
隨即爲我成立了“專案組”，真的升级了。
但是，大多數的批鬥會是在室裏進行的，小范圍，３０来人。
批鬥會上新內容不多，都是圍绕我自己倒的豆子進行批判。
有一天，揭發了一條新東西，專案組如獲至寶，這就是我的一首反動詩詞。揭發者是我一幫一一對紅的對子老王，就是前面提到的“非卿不娶”的那位。因爲這首詩我只給他一人看過，以爲交心後他和我很“鐵”所以倒豆子没倒出這一粒。
俗话讲“夫妻本是同林烏，棒打鴛鴦各自飛”，那種情況下揭發我，怎能怪他？
我的詩是這樣写的：
“闻朱谭陳李諸老將五一節登天安門城樓，喜極而泣，遙望北天，欣然命筆。
浴血奮战四十秋，
白區工作手提头，
獄中折磨几番死，
白發根根豪情留；
文化革命點新火，
老將甘爲儒子牛，
雨過天晴紅旗舞，
天安門樓觀全球。”
我当場背下来，大家就批，大致批判內容如下：
這首詩是借朱谭陳李爲劉少奇翻案，誰的白头發多？劉少奇。誰坐過牢？劉少奇。誰在白區工作？还是劉少奇。
這首詩是汙蔑文化大革命的，他把文化大革命比作雨，雨過才能天晴。
這首詩是爲這黑幹將歌功頌德的，他們從没有当過儒子牛，他們一直對抗毛主席，對抗革命造反派。
這首詩的要害是“觀全球”，他們是在向帝修反招手，他們妄图推翻我們紅色江山。
我的罪行很多，先批那個專題，後批那個專題，都是有“战略部署”的。而我却每次都有思想准備，某個问題是在什么場景下發生的，那些人在場，我怎么说的，每個问題我回答都是很清楚明白，而且当天批鬥會後第二天就貼出自我批判。這樣，工宣隊就怀疑有小兄弟對我通風報信。
通風報信不能讲没有，但主要是几乎几十條我每條都有准備，都成竹在胸。
經我觀察，對我的定性，他們有矛盾，工宣隊和軍宣隊有矛盾。工宣隊認爲是反革命，軍宣隊認爲不是；工宣隊隊部和班裏有矛盾，隊部認爲是而班裏認爲不是。群衆中是否各半，由于我主動交待事实清楚自我批判到位也爭取到不少人的同情。而我又抓住隊長讲的竹筒倒豆子倒光没事這句话，一再訴委屈一再要求寬大，弄的他們也头痛。
認爲是的不用说了，事实俱在早就合格；而認爲我不是的則認爲我出身好，根紅苗壮，高中入党，從學校到單位一直是骨幹，犯錯誤是忘本，是一时糊涂，是屬于“可以拉過来的人”，不能推過去。
在所裏我是有名的“刺头”，吃軟不吃硬服理不怕压，得理不饶人；有理，對所長也敢批评，批起来居高臨下，好像是院長；但一輸了理，對小孩也服服帖帖。
上文讲到我對工宣隊拍台子事件却因禍得福，他們下決心要治服我，啃下這塊硬骨头，樹一個典型，打一場硬仗，取得了個大勝利。
当然，這些是後来知道的。
造反派工作做的很细，甚至细到我不到五歲的兒子身上。
有人套问吾兒：
“東東，你爸爸好啊你媽媽好啊？”
“都好！”
“你爸疼你啊你媽疼你啊？”
“都疼！”
“是毛主席好啊还是你爸媽好啊？”
“毛主席好！”，兒子毫不犹豫的回答。
“爲什么毛主席比你爸媽好啊？”
兒子歪着腦袋想一會回答说：“因爲爸爸媽媽就疼我一個人，毛主席疼介許多介許多人。”
问題很惡毒，給小孩下套；回答很漂亮，爲爹娘爭光。兒子，好樣的！
這事給“不是派”提供了支持，對孩子如此教育，可見對毛主席还是有感情的。
◇ 讲讲工宣隊吧
工宣隊是工人階级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簡稱，但工宣隊開到哪個單位都是領導一切的太上皇。
我對工宣隊是比較反感的，主要是人员組成。工廠一般總是留下老实能幹的工人“促生産”，派出吊兒郎当的出去“抓革命”。
文革中，由于太無聊，男女之間的風流事多了起来，這事有的也被批鬥出来，当然抓出来都是成雙成對的。而我們單位的工宣隊長姓范的，就親自找女同志“學毛著”而不找男的，而學着學着他自已就上了；有的夫婦分居两地，他也去關心婦女，關心一會就上床了。搞了好几個，後来東窗事發就調走了。對此，誰也不敢貼大字報。因爲人家是工人階级，而且还是隊長。
我們室有位工宣隊员會吹口哨，皮鞋賊亮头發光光。一次和一位手持鐵矛的“文工武卫”隊员来到我身邊，這时是工間操时間，我正在看聊齋。他突然问我看什么，我把書一攤，他看了一眼说：“什么齊啊？”原来“聊”字不認识，“齋”字说成“齊”；我告訴他念“聊齋”。他问我讲什么；我告訴他讲鬼怪狐狸精。他说這個晨光你还看這個書；我说毛主席推薦的，是本好書。他说那他拿去看看，完了再还我。我不敢不給，一位五大三粗的漢子还拿個大鐵矛站在旁邊呢。事後我對別人讲，我不怕“文攻”，就怕“武卫”。
這本書一去無回，以後在“階级鬥爭成果展覽會”上看到，我的書静静的躺在那裏，書上赫然写着我的大名。
工人階级和我們一起鬧革命學毛著屁股總是坐不住，一會起来小便一會又出去一趟。他們说真佩服你們老九的坐功，一屁股坐下来几個小时不動，“阿拉工人吃不消”。
有一天上班，忽然聽到走廊裏有人放聲大哭，大家都出来看。原来是一位工宣隊员不小心把瓷做的毛主席像章摔碎了，坐在地上痛哭失聲，責罵自已，要向老人家請罪。
那时像章成災，誰都有二、三十個，有大有小有铝有瓷，造反派还派人到外地買。我們所裏也設計制造一批和兄弟單住互通有無，後来有位管這事的因帐目不清被鬥個七橫八豎。這小子真是狗膽包天，手腳做到毛主席像章上来了。後来發現没事，他一分錢也没贪，只是有些事“不好说”。
我和工宣隊最大的沖突，就是我当上反革命後还没有自知之明。那個穿亮皮鞋的翹着二郎腿一邊抖一邊抽烟一邊看報一邊和我谈话训斥，我越来越忍不住，後来有點頂牛，再後来成針鋒相對。他喝叫我老实點，我喝叫他客氣點。他猛一拍台子说要對我無産階级專政，我也突然猛拍台子喝道你專專看。
這事驚動了隊部，那位范隊長找我谈话我依然不買账，最後是軍宣隊一位姓俞的隊長（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找我谈，態度严肅口氣平和。他指出：一個反革命帽子还在头上的人和工宣隊拍台子，整個上海你是唯一的，你必須檢討和道歉。那個年头對反革命用“檢討”這個詞，我恐怕也是唯一的。加上平常我對這位海軍軍官印象極好，又用這個詞让我下台，我再撐下去就太不识相了。
我“檢討”了，但拒不道歉。這事竟不了了之，当时有人稱爲“奇迹”。
但發生在我身上的唯一和奇迹远不止一两件，這些以後再说。
這时的我上班就是被批鬥、看大字報和写自我批判的大字報。
我当时總的讲是抵觸頂牛比較多，檢查可以，上綱批判可以，批鬥請罪也接受，群衆运動嘛，“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嘛。但要我心服口服的承認自已是反革命，辦不到。
對此，我又公開的说了一句驚人之語：我要是反革命，那這個“革命”的确該反了。
爲這句话又被鬥了一次，你姓张的算老几，你反革命大家就該和你一塊反？真是混蛋邏輯！！！
爲了攻克我這個“堡壘”，工宣隊还找我老婆谈话，要她做我的工作，她竟回答：“其实我們思想是一樣的，只是他愛说我不愛说而已。”拒絕和我劃清界限，那“鬥批改連長”当然就当不成了。只不過她愛打毛衣，愛说雞毛蒜皮，從不谈政治，所以揭不出東西。不然，一家出两個反革命就慘了。
在千人大會上，工宣隊不指名敲打我們：
“有一家人家每天半夜十二點多，燈还亮着，不曉得在做啥？”
“有那么两夫妻，在食堂吃飯晨光，你幫我夾菜我幫你夾菜，熱絡来！”
“两個人一道打羽毛球”
結論是“這是向阿拉工人階级示威”。
會後我找工宣隊，告訴他們：我們是青梅竹馬，從小這樣，文革前就這樣，不信你问问。没什么示威不示威，“我还有啥威”。
一次批鬥會，我又“發嘎”了。
一位老兄批我，说我不但“現行”，还有“曆史”，曆史上我就反社會主義。並要我交待，我说不可能，指責他胡说八道，当場頂起来。
我要他拿出證據，他要我老实交待。下面呼了一陣口號之後，他啓發我，在大學我就反過社會主義。
我一下子明白了，竟然是這件荒唐事，這種事竟記進了我的挡案？！
我５６年進大學，五年制，６１年畢业。在大學很紅，在大辦工廠时任工段長，又来了肅反，我还成了系肅反小組成员。這么紅还會“反社”？但真的並非空穴来風。
禮拜天晚上，看蘇聯電影“光明之路”。第二天我到系總支辦公室小坐，我發現一支筆，這是我從未見過的筆。這枝筆没有筆尖没有墨水，写起字来是那樣滑顺舒服，後来才知道叫“元珠筆”。
我拿過筆，拿张纸就写，写什么呢？我想起“光明之路”的歌。
“爲什么這人世生活，毒蛇似的咬人痛。整天都是忍饑挨餓，整天都是苦和窮！”写到這裏，有人找我，工段裏“１Ａ６２”車床不轉了。我急忙去工段，歌詞的後半段，歌頌新社會的就没来得及写。
在工段呆了個把小时有人急急忙忙来找我，说總支書記找你，有急事。我一路小跑，到了總支辦公室。
房間氣氛严肅，保卫科来了两個同志，还有两個肅反組成员。
書記指着桌上的纸问我：
“這是誰写的？”
“我写的呀？”
“什么时侯写的？”
“一個小时前。”
“什么意思？”
“昨天電影裏的歌呀，前半段控訴舊社會，後半段歌頌新社會。写了前半段，廠裏有人找我，後半段没来得及写。”
書記遣散了衆人，于是我受到严勵批评和分析教育，还開了會並責成写書面檢查。
我的檢查大意是：身爲肅反組成员，毫無革命警惕性，缺乏階级鬥爭觀念。如果這张纸被坏人拿去，就會被人利用来攻擊社會主義；如果一陣風吹出去，後果不堪設想……
檢討一交，我又像個没事人。
想不到這事進了挡案。
想不到文革中被用来作爲“現行”还有“曆史”，真是雞蛋裏挑出個豬排骨。
我一邊讲過程，一邊大發其火，最後竟讲了一句：怪不得右派要求公開檔案，当时反右發言我还批他們心中没鬼何必如此要求呢。
好，我罪状裏又多一條同情右派。
但是，“曆史”上的事從此再無人提及。
◇ 小兄妹
前面讲過，工宣隊的“战略部署”似乎我先知道，工宣隊怀疑有人向我通風報信。今天可以“解密”了，确有其人。
別看文革鬧的熱火朝天，其实真正“革命”的並不多，隨大流的不少；但有些少數對文革不滿的人，却是真心不滿。而我這個“出头烏”，却替這些人说出了他們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我的大字報面前議論紛紛，不言而面帶微笑者有之，明貶而实褒者有之；在罵聲中透出竊喜，這些我感覺得到，我是用心感覺的。而我那些和個別人说的更加露骨更加“惡毒”指名道姓的“悄悄话”至今没有一條揭發出来，我看着台下的一张一张面孔、一對一對眼睛，目光一觸，靈犀即通。他們中也有人口誅筆伐，写的比別人还狠，罵聲比別人还高，但都是老調新彈。
其中一位同姓兄弟到外滩玩累了，拿出三國演義看了起来。這时来了個女的和他答讪几句忽然大叫，與大叫同时撲上两條大漢，老鷹抓小雞似的把他抓進了工總司，用麻繩把他吊起来吊了半天一夜才通知我所：有個流氓調戏婦女，是你們所的。我所工宣隊把人領回来。
從此他再也擡不起头。私下他告訴我，這是裁贓。
可是現在機會来了，工宣隊要求他在鬥我這個反革命时，劃清界限，站稳立場，爭取“火線入团”。在批鬥間隙中，他悄悄告訴我這個秘密。我叫他放心鬥，大膽批。于是他表現出奇的左格外的狠，以至于他的東北老鄉都鄙視他，可是我却了解他的不得已和苦衷。
後来他火線後真的入团了。
這些人中表現的“極端”行爲就是向我通風報信。這些雖没有被抓到過，但工宣隊覺察到了，在會上警告说：這個反革命份子除了有“小兄弟”，还有“小兄妹”。
而我們兄弟姐妹之間竟然像“地下党”般地约會“碰头”。
我送給一個小ＭＭ一首詩是此事的見證：
沈舟側畔過千帆，
爲救战友獨仃船，
那怕先行罵“老保”，
治病救人不避嫌。
我的頑固態度和工宣隊對小兄弟的怀疑使他們下了決心：摻沙子，辦“抗大學习班”。
對我的批鬥再次升级。
◇ “摻沙子”的“抗大學习班”
所谓“摻沙子”就是從我們所印刷工廠調一些工人来學习班，和老九們“摻和摻和”；所谓“抗大”就是隔離，學习班拉到外邊我們所的附屬工廠辦，不准回家，大家吃住在一起。學习班力量大了火力强了，不在所裏避免了幹扰，好几個工宣隊员和我們同吃同住同批判。
我這個反革命待遇十分特殊，说出来可能有人不信。批判會後我可以看革命群衆下棋，还不识相的“支招”；工間操休息还和工宣隊打乒乒球；甚至所裏篮球比賽我还參加，我可是大學校隊，雖然不是主力。
這也難怪有網友以我爲例證明文革並不那么殘酷恐怖了，但我却真的是特例。一是我主動“倒”，“倒的徹底”，至今未揭出有份量的新材料；二是工宣隊長在千人大會上承诺“倒光没事”，而我又抓住這句话不斷叫屈，三是工軍宣隊之間、工宣隊隊班之間、革命群衆之間，對我的看法分岐很大；更重要的，是他們要把我這個根紅苗壮生活在“紅色保險箱”中，目空一切頑固之極的反革命改造過来，越是硬骨头啃下来影響越大，越能證明毛澤東思想巨大威力。而其他反革命則不是這樣，工宣隊讲“像你這樣老早捉進去了”，此言非虛。
而我却仍在反复，今天態度好第二天又頂起牛来。只要抓住機會，我还發起反擊，但總的讲，比在所裏“拍台子”是好了不少。有一個十来平方的推放杂物的小房間，是我的天地，革命群衆研究战役計劃时，我就在這裏写自我批判。
對文革不滿但不反對革命；反感江青却熱愛毛，對毛文革期間有意見却肯定文革前的毛。這是我的底線。鬥我，也就是要攻被我的底線。
一次批鬥會上，我的“反擊”却占了上風。
工宣隊那個“亮皮鞋”常唱高調，讲他如何熱愛毛主席，總拿自己和我對比。于是，我爲他設計了一個“套”。
我向他彙報我的小房間報纸亂扔一地，踩来踩去，而報纸上每张都有最高指示，大多还有老人家像，踩来踩去對老人家大不敬。他聽了就表揚我，说七鬥八鬥鬥出我的無産階级感情。第二天又彙報一次，第三天又彙報一次，這個傻Ｂ却毫無覺察，他要是叫我整理一下我就計劃泡汤了。
再次批鬥又谈感情，又讲我攻擊毛他愛毛，我当場质问他：你愛毛我彙報三次你爲何不理，任由主席像让人踩？你爲什么不過来整理一下？爲什么我這個反革命却整理了？可見你愛毛是假的，是口头革命派！一席话说的他氣的说不出话来。
◇ 老婆来“探視”
發工资了，放一天假，让大家把工资送回家。我也要求把工资送回去，不許，但同意老婆来拿，还要老婆做我的工作。她含糊答應，就让她過来了。
會見时，“亮皮鞋”在坐，我們聊起来。“你好”“我好”之後，当着這個“電燈泡”的面讲什么呢？不一會她就走了，過一會，我忽然叫道：坏了，工资没給她，我給她送去。看了一眼“電燈泡”，不制止就是同意，我追了出去。出了工廠大門一看，老婆在拐角等我呢，配合的真好。
我們買了點小吃邊吃邊聊，我詳细向她介紹了“抗大”的情況；她告訴我家中一切都好，还告訴我給鄰居打了招呼。她告訴鄰居，“老张就愛胡说八道”；鄰居说“咱們之間能说些什么，不外乎都是讲孩子們的事”。老婆告訴我，這就是交底，“劃零字”，他們是不會揭發的，放心。聊了二十来分钟，就分手了。
◇ 不能要反革命的血
又過几天，全體回所獻血，我也一塊回来了。
我年青时很瘦，而且——不好意思——有點恐血症，見血就有點發晕，從未獻過血。但現在不能落後呀，我狠狠心咬咬牙，也排進獻血隊伍。這时只見有两個革命群衆和一位專案組成员和工宣隊班長嘀沽了一會把我從隊伍中叫了出来，告訴我：你不要獻血，去看大字報吧。我看了一會就溜回家，我們家住在所內大院，無政府主義了老婆又從“鬥批改連長”這個領導崗位下来了，就經常往回溜。两人見面，十分親熱，聊起来開心的不得了，聊一會竟情不自禁的唱起歌来。
唱歌，就想起文革不久兒子將我們軍，他要我們教他唱“秋秋秋義当響明”。我們莫明其妙，鬧了半天也没結果，问托兒所阿姨，她們也不知道。過两天高音喇叭響了，播放語录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兒子跟着唱了起来。這时我們才知道，這就是“秋秋秋義当響明”。
“二重唱”，就是唱的這首歌。
我告訴老婆说是回来獻血的，但没獻成，人家不让獻。老婆说：反革命的血没人要，如果要了輸給革命者，他也會變成反革命的。
我由衷的感谢這位提意見的革命同志，由于他這次我没能獻血。
這一輩子我没有獻過血。
◇ 你是不是五一六？
我們雖然是”抗大式”學习班，但所裏有什么大的活動我們还是回来參加的。
一打三反取得了伟大勝利，我們所揪出几十個“現行”，但他們罪状和我相比，确是小巫見大巫。有個同姓反革命大概只有一條罪，那就是攻擊“紅色政權”，罵馬天水，把登有馬天水的照片还是什么的一张報纸放到馬桶上，于是被揪鬥。這些人罪行比我小，但認罪態度都比我好。
我其实承認反革命的事早就解決了，只是總有“反复”。我的關鍵问題該不該反，後来總體上不該反大致我也承認了，但遇到具體问題就否認了。例如反江青，我承認了；但她作爲主席夫人，作爲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作爲“旗手”，表現那么輕狂。我有意見就是反？
具體讲，在天津大會上大谈“面首”幹什么，她的讲话至今我还記得。
“同志們哪，你們知道什么叫‘面首’嗎？面首就是男妾呀，漢武帝有個妹妹，叫××公主（名字我到忘了，誰能補上？）。他向漢武帝说：哥呀，你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我就一個丈夫，這太不公平了。于是漢武帝給妹妹送来十几個（？）面首。”〔編者注：這段话，應是南北朝时代的南宋“廢帝”劉子业的姐姐山陰公主所说：“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妾惟驸馬一人，事大不均！”〕
我说她這樣讲影響不好，说錯啦？鬥這條鬥了很長时間，玩貓捉老鼠。大家知道我还有“潜台詞”，這些詞革命的反革命的都不能说，現在当然可以解密了，那就是“你可以軋姘头，我也可以軋姘头，你能搞小秘我就能養面首”。
後来工宣隊發現圈子轉来轉去革命和反革命似乎都没安好心，庸俗化，會幹扰鬥爭大方向。于是作了糾正。
這时又抓“五一六”了，我們回所聽動员報告。
每次聽報告，我都聽的很仔细，还記录。因爲報告裏讲政策，而最高指示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領導同志務必充份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政策不但是党的生命，同樣也是我這個反革命份子的生命，我也“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抓五一六動员報告我記下来的是“不但組織上相聯系的是五一六，思想上有聯系的也是五一六”，這下抓起来就好辦了。
不几天，所裏抓了二三十個，其中大家夥就是“解放派”所一级头头楊某人。和抓走资派一打三反不同，這次造反派倒霉了。我們所“無革派”和北京軍隊系统有来往，而“解放”和上海工總司挂钩。怎么“軍统”又要搞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了？我原是“無革”，“炮打（张春桥）”我是很起勁的。
這個“楊”就是我“杂憶”中提到的一喊口號就倒嗓子可幫助理解成語“聲嘶力竭”的那個主。他爲了證明自已交待徹底以便早解放早上崗，竟然把“姘友”給供了出来。本来此事鲜爲人知，他這一供出賣女友轟動全所，直致今天提及此事大家还搖头。
有一天，我應召到工宣隊辦公室，一群事先准備好的審判者一脸严肅的坐在那裏，一雙雙眼睛盯着我一言不發。我知道，這叫威攝！我也一言不發，等他們出招。
“你说竹筒倒豆子，倒光了？！”
“倒光了！”
“好！那么現在給你主動坦白交代，再倒一次的機會，好不好？”
“好！”
又冷場，對方盯我一會问道，“你是不是五一六？”
“是啊！”
我的回答使他們意外，他們的“战略部署”完全被我打亂了。勝利得来的太容易了，這算什么硬骨头？
又冷場。
“你具體说说，你是怎么成爲五一六的？誰介紹，誰發展你進去的？”
“這倒没有。隊長不是说過嗎，不但組織上相聯系的是五一六，思想上有聯系的也是五一六。五一六实质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而我正是這樣的人。不在名稱，要看实质，叫四一二也好五一六也好，現行反革命也好，一樣的。”
又冷場一會，就叫我回去，想起什么再来交待。
在以後對我的批判中，從来没提到“五一六”三個字。
◇ 五個雞蛋
我回到家，眼前一片光明，回家的感覺真好，人只有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寶貴，人只有長期不能回家後回到家中才更能體會到家的温暖。
前面提到那位“劃零字”的鄰居送来五個煮雞蛋，说“老张瘦了，給他補補”，我看着雞蛋感動的几乎落淚。對我這個剛從抗大回来的反革命這樣，是需要了解和勇氣的。
那时大家都很窮，我們家算比較富的，我工资６１元、老婆５９元，共１２０元工资，三口之家人均４０元。我們家好就好在老人不要我們寄錢。有的男方寄五元，女方寄十元，這就慘了。
我們這位鄰居一位是大專，一位是中專，老家还有負擔。
這还不说，那时雞蛋是凭票供應，一家一個月三斤，大概也就二十多個。他家孩子和我家同年，大人舍不得吃孩子一天吃不到一個。在這種情況下一下子送来五個，我怎么吃得下去？
不過我还是吃了。
既然讲到這些，就把“政治”放一放，和網友，特別是青年網友聊聊經濟生活。
那时什么都凭票計劃供應，記得的票有：粮票布票工业卷棉花票線票肉票蛋票豆腐票魚票面票副食（粉丝）票糖票油票火柴票，春節加發魚票家禽票。我們用的是煤餅爐子，燒蜂煤，現在不少青年人没見過。
其他还有自行車票縫紉機票，發到單位，当彩票摸。二十多年我夫妻只摸到過一次自行車票。
我６２年工资到７６年才加工资，加到６６元。８２年兒子考上北大时，我的工资己涨到７８０角了。
我這個反革命對“到處莺歌燕舞”的大好革命形势也是汙蔑的。毛主席写了一首“久有淩云志，重上井岡山”，我步其韵和了一首“久有凡夫志，重上小莱場”。這事知道的人少，我就没有倒出，贪汙了。
到後来有了黑白電視就有了電視機票，那更是摸不着的彩。我們這位鄰居是搞弱電的，自己装了一台十二寸黑白電視機，每晚孩子們都挤到他家看電視。看一會温升使图像變形，还專有一個人拿扇子對着機子扇風降温，（那时家中没有電扇）。有时有毛病就叫主人，主人過来給電視機一巴掌就打好了，這引起了孩子們一陣轟笑。
現在有些網友對現状不滿對未来失望，但我覺得改革開放以後進步是夠大的。俗话讲，“不怕慢，只怕站”，只要咱們不再瞎折騰，不要再来一次“大革命”，中國的前途就是光明的。
從某種意義上讲，現在我倒真是“反革命”，而且反的比過去更自覺一些。但網友说的不公現象我同樣痛恨，但除了慢慢改之外，我想不起別的高招。
◇ 没人要的“反革命”
回到所裏革命派無所事事，反革命更無聊，而我的自覺性又差，和工宣隊打乒乓打的昏天黑地，越来越不像话。小兄弟小姐妹告訴我，又要批判你了。
我立刻連夜写了一张檢討的大字報，说自已放松了改造，忘記了要“夾着尾巴做人”，又写了一份思想彙報交給工宣隊。工宣隊看了一笑，说：你的檢查很及时，说明你注意到群衆的反映。
批判會取消了。
我們所有三個由“牛鬼蛇神”所組成的勞動大隊，隊長当然是革命造反派，好像还有一两個革命者負責監督大家勞動。当时主要是挖防空洞，要准備打仗么。
洞工程巨大，挖的很深、很大而且挖两個。又是肩挑手擡没有機械化，所以牛鬼蛇神不怕没活幹。
我想：人家牛鬼蛇神都在勞動改造，怎么不叫我去呢？心想，是不是等我自覺要求呢？还是主動一點好不要让人家勒令了再去，總要給自己留點面子，雖然面子早就没有了。
于是我提出參加勞動大隊的要求，要通過勞動改造世界觀。
過了两天，軍宣隊長找我。前面讲過，我對由海軍組成的軍宣隊有好感，每次俞隊長找我谈话雖然严肅但總透出一種親切。這次找我不知什么事。
俞隊長劈头一句话就是：“你好利害哟？”
這句话说的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腦。我问道：“怎么啦？”
“三個勞隊大隊没有一個隊肯要你，他們说管不了你，不敢要你，你说怎么辦吧？”
我想了一會说：“那我就打掃卫生，三樓我一個人全包了。”
俞隊長想了一下，同意了，于是我這個没人要的反革命份子成立一個“獨立大隊”。
“獨立大隊”成立後，三樓幹净了不少。隨着时間的流逝，人們的革命熱情也有所減退，大字報也少了許多。我把三樓的墙壁留一塊貼大字報，對其他的地方開始清理、粉刷。工作量夠大的，而我又精雕细琢慢慢来，幹的太快，活幹完下崗到哪裏去。
比較討厭的是馬桶。那时大家都窮，还没有用草纸的习掼，一般用信纸。信纸当然比草纸貴，但那是公家的，用完了再領。可也有人用報纸，這就很危險，因爲報纸上每天有語录主席像，要一上綱就不得了。我打掃廁所常發現有人用報纸。
這樣馬桶就經常堵，通馬桶成了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再一項就是掃地拖地了。
两個禮拜以後三樓煥然一新。
最终，我被“挽救過来”“解放”了，結論是：犯了严重政治錯誤，党內严重警告。
我又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線上来了，又可以和大家一起幹革命了。
過了一個月，三樓卫生状況又是一塌胡涂，廁所臭不可闻，馬桶又堵了。我的專案組長习慣的叫我去打掃，我看他一眼说：“咱現在也是革命派了，幹革命的誰肯幹這事？是不是咱再揪個反革命，這活让他幹。”
在旁邊的工宣隊斜眼看着我搖搖头。
人哪，真是改也難。
下一步，我要去五七幹樣接受贫下中農再教育去了。
◇ 拉练
拉练這個名詞青年人可能不大懂，其实就是學解放軍行軍，也算是備战。实際上，就是大家吃飽没事瞎折騰吧。
我們所几百人浩浩荡荡问莘莊方向開拔。老九坐功好，走起来就不怎么樣了，一陣急行軍，累的大家人仰馬翻。休息时吃幹粮，就是一人两個饅头、一點咸菜，不過，一般出来时自已还帶點私貨。
我妻給我煮了一個豬心，用酱油燒的黑乎乎的，我怕拿出来吃工宣隊说我“修正主義”，就躲远远的啃了起来。不一會两個慢头一缸子水下肚，勁头又来了，走過工宣隊身旁聽到議論我：“這小子也不怕咸，那么大一塊大头菜吃完了啊！”
我所在的班任命了一位班長，是個老实巴交的人，開口必帶笑，這笑却是皮笑肉不笑的苦笑。排隊操练，他那個下“命令”的口氣实在不敢恭唯，哪裏是口令，簡直就是谈心：“噢，立正”，“哈哈，向右看齊”，“向前看吧”，“向右轉”，“走吧走吧”；左右轉分不清，“齊步走！”之後就是“一、二、一”，可是他自已總是邁錯腳，而且改不過来。我對他“單兵操练”了二十分钟，他仍然學不會。
我那时还没有资格当班長，唉！真是“怀才不遇”。
我們的团長則是好樣的，他本来在部隊就是团長，喊起口令洪亮而果斷。我們团有一個學生營，是由中學生組成的隊伍，極爲難管。只見他放開嗓門喊道：“你們是未来的解放軍战士，你們將擔負保卫祖國的重任，今天的拉练就是爲明天做准備。現在，聽我的命令‘立正！’。”
半個小时一過，學生營被训练的服服帖帖。
晚上，全班打地鋪睡在一起。有时一個排五十来個人睡在一起，当然，没有一個人习慣。
拉练也就三五天就結束了。
◇ 整党
文化大革命把党組織也沖了個稀裏花拉，“踢開党委鬧革命”，当然連支部一塊“踢”，這樣就很久没過組織生活了。整党就是把每一個党员再“過一過”，過了關的，就恢复組織生活；通不過的，就“挂起来”。挂多久不知道，具體是党员檢討群衆评議，我当然是最後恢复的。
那时做檢討是家常便飯，文革後所裏民品開發之類的向院裏呈報的總結報告叫我写，要求很急，我往往一個夜車就写出来了。所長问我怎么這么快，我就回答说写檢討练出来的。
這樣就對整党印象不深了，反正是檢討，檢討也就是那么一套。
印象比較深的就是吃蛇。
我們整党不是在所裏整，是在青浦農村，一邊務虛一邊務实，參加農业勞動——挖人家祖墳，這種缺德事本地人不幹，就让我們幹。
那是冬天，挖墳挖出的蛇都冻僵了，很大，很肥。一個廣東佬抓了几條剝了皮洗幹净，用塘瓷脸盆燒，就加點盐。很多人不敢吃而我是任何新鲜事都抢着幹，我吃了两大碗，真是肉嫩汤鲜。直到今天，我在飯店從未吃過這么好吃的蛇。
◇ 战高温！
爲了向工人階级學习，老九們要到工廠当一陣子工人老老实实向工人學习。我們一幫人去了唱片廠。因爲是夏天，所以叫战高温。
幹這事研究所的老九没什么问題，我分配給車工師傅当下手。
有一天，這位工人不大舒服，我就頂上去幹。才開始他不放心，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在大學大辦工廠我当工段長就是開車床。当时考題是：單用游標卡尺測量，車一個軸再車一個孔；軸孔一插，就能“滑配合”。我是基本合格。有這個功底，車工師傅就對我刮目相看，放手让我幹活。車的另件很簡單，我幹起来毫不費力。
女同志幹的活是两個手指压個塑料片在砂纸上打磨。我認爲這是照顧女同志的輕活，有一次我試着幹了两個钟头才發現，這是最吃力最難幹的活。
我所的一位“反動學術權威”是我的鄰居，他在炼銅廠战高温。他出了點事，衣服燒了几百個洞，还好有驚無險人没受傷。
在工廠向工人階级學到什么，我不知道。我的“一對紅”的對子有個總結：工人下班快，鈴聲一響，關機床、打掃、換衣服一氣呵成，三分钟之內搞定走人。而留下一大幫臭老九拖拖拉拉二十分钟出不了車間門。他说：真該向工人階级學习。
◇ 向贫下中農學习，去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
我們輪流去五七幹校，我是去奉贤，幹了八個月農活。這倒不是一定要批鬥過的人才有资格去，只不過這些人有优先權，全所上千老九個個要分期分批去。只不過我优先，是第二期學员。
幹農活我又是不在话下，農村出身的根底，挑糞、挖土、鋤草、插秧、揚場樣樣不含糊。更絕的是我不怕贓，光腳站在糞池裏挖糞便也不怕臭。一個工宣隊员站在旁邊“表揚”我，说什么過去對我的批判起作用，接受贫下中農再教育就是好云云。我大揪一掄一堆糞便差點扣到他鞋上，然後拉他一塊幹，他急急忙忙逃走了。
我还有一點就是不怕熱，我對熱的態度是索性让它熱。那时年輕，明知哪裏熱偏向熱處行。
我們班是個混合班，是和上海市的好几個研究所混編而成的。十几個人一個班，三個班一個排，三個排一個連，完全是部隊軍事編制，还集合、出操。連長也和大家同勞動，只不過他事多，一會開會一會找人谈话，一周難得两天幹活。指導员更是動嘴多于動手。
人真是本性難改，我被当作“走资本主義的实權派”鬥過，到了幹校，还處處当出头鳥。給班排連長出主意，如何組織勞動合理，誰適合幹啥活，整天忙東忙西，好像是個人物似的。
連以上就不是營部团部而是校領導了。我們研究所的政委解放了就到這裏当了政委，只是他的威望就今非昔比了。
幹校也不是世外桃园，也有階级鬥爭，也貼大字報，勞動只不過是改造思想的一種手段。晚上讀報學毛選，而我則是我行我素學馬克思、啃资本論之類。這时也没人管我了，只是指導员常来唱唱高調。
我們不知是两個还是三個星期放一天假，所裏有專車接送大家。這时指導员總要讲一通，人放假了思想不能放松，回家後还要堅持學毛選，要幹些有意義的事情。
一次從上海回幹校，有位老兄抽烟，把烟头扔到車窗外，誰知烟头在車外拐個彎又回来落到一位老兄的褲裆上。這位仁兄正在打迷糊，忽然開始冒烟，開着的車風大，一會工夫烟冒大了。有人叫了一聲，大家都醒了。当然烟未變成明火，但這位仁兄棉褲裆中燒了一個洞。有人笑道，就在你“消防水籠头”上冒烟，你水籠一開不就滅了。一陣哄笑之後大家再無睡意。
這次回来後，指導员好几天没我們見面，更没參加勞動，说是腰傷了。在幹校勞動没事怎么回家傷了腰呢？誰也说不清，于是我這個“好事之徒”到医務室了解。原来他回家第二天到肇家濱馬路上看人打撲克，看着看着有位打撲克的老兄突發“羊角瘋”，突然之間向後便倒。而我們的指導员正在這位仁兄後面成了墊背的，而他身後正堆放着鐵管鋼筋，于是他腰部摔傷。
消息傳出全連嘩然，討厭他唱高調者十之八九。让我們回家學毛選幹正事，你小子倒出去看打牌？！幸災樂禍者有之，冷嘲熱諷者有之。從此，他高調再也難唱了。
這算是中層領導的醜闻。
全校在食堂開大會請贫下中農作報告是常事。
食堂是學员們自已搭建的，是“竹、席結構”，木凳也是自已做的。
這天又是請贫下中農来做報告，来了两位。校政委来了一段欢迎詞開場白之後正主上場，正主剛讲不一會，政委就開始迷糊了。
“同志們哪！”，贫下中農接着说：“那個时候啊，最坏的是漢奸，頂坏頂坏的是伪保長。東洋先生倒还好，讲话滿和氣的……”
主持會議者急忙打斷了他的讲话，把他拉到後邊，對他導演編詞去了。換一位老太太接着對我們進行“再教育”。
這位老太太很會讲，先開始是東拉西扯讲了一些不着邊的學毛著的體會，表示今天如何如何幸福。
突然之間，老太太脸上晴轉多云：“阿拉農民苦啊農民苦，远的阿拉不讲，就從大跃進讲起吧。”她的聲音帶有哭腔，也拉出了長音：“那個辰光啊，……”
主持者又急忙把她請到後面，換上原来讲伪保長坏的接着讲。
一陣掌聲，再教育告一段落，政委也被掌聲驚醒，他從容不迫的拿起话筒。
“同志們，今天聽了两位贫下中農的報告，我是深受教育，深深感動，深受啓發呀。贫下中農用他們親身的感受、深厚的感情、樸素的語言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呀！……”
他上面讲，大家在台下笑、議，亂轟轟没人聽。不過他上台讲话從来是這樣，他也未在意。
下午吃過飯後，大字報就来了。農活不行写大字報老九拿手，一連几天，可把政委給批慘了。
◇ 住農民家去
爲了更好的接受贫下中農再教育，我們住進了農民家中。我和一位姓顔的學友住在一戶人家，好像住了一、两個禮拜。
在這個村裏聽到两件希奇事。
一是有一個農民被鬥後態度不好被抓了，原因是他用針刺老人家的脸（当然是畫像）。像挂墙上，她做完針線活就顺便把針插到老人家脸上，把伟大領袖刺的脸無完膚。這種人要不是反革命那天理就没了。
第二件就是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头子“奸”了一位七十来歲的老太太，據说鬥了一下大家就原諒他了。
大家聽了之後對這老头只有佩服的份，一位四十多歲的反動學術權威在班務會上说：我才四十多就不行了，他八十多怎么还那么厲害？
我妻搭便車把兒子送来住几天，他見了房東大娘顯得很親，開口就叫阿婆。大娘大爺高兴的直誇他，接着又向我妻着实把我誇了一頓：會幹活，不嫌他們贓，不怕苦不怕累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当着小顔的面就讲：“张同志好唉！顔同志不行唉！”
小顔瘦弱，一挑擔就被压得不成人形。特別困難是再不能喝河水，在農村河水挑回家就喝，而他一喝就拉稀。所以喝水必配藥，不知吃的是黃連素还是痢特靈，反正让房東看見了得出的結論就是顔同志“不行”。
兒子在幹校是出盡風头。五歲多的孩子，皮膚雪白，嘴又甜，又會大大方方表演節目，樣板戏語录歌會唱不少，又不祛場。可以说從農民到學员人見人愛，從幹校到農民家天晴也罷下雨也好来往好几裏的田埂小道兒子基本没大走，都是叔叔伯伯背過来的。
最出風头的是全排學习“毛主席無産階级革命外交路線的又一伟大勝利”，讲的是我們和一個從没聽说過的小國建交。大家七嘴八舌議論這個小國，“在哪啊”，“有几個毛人啊”，可三十多個知识人無人知曉。這时一個童聲響起：“我知道，在××海邊上，這個國家有多少多少人。”大家驚奇無比。排長也和孩子叫了真，到連部借来地图，打開之後，兒子指着一個彈丸之地“在這”，于是又讲了一些這個國家的一些情況。這下把大家鎮住了，大家又问他地图上的這個國家那個國家，這小子竟然有问必答無所不知。
最後大家都说：不得了，真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
ＴＭＤ，林秃子剛摔死，用他讲林立果的话讲我兒子太不吉利了，呸呸呸！
在幹校什么活都累，但最累的是幫食堂洗碗，三個钟头下来，腰像斷了似的。
才開始勞動大家都很賣力，自從指導员傷腰之後大家就開始耍滑头。勞動时我一馬当先，耍滑头也不甘落後，回上海就跑医院，说些医生也難以确診的病，騙了几张病假條逃避勞動。
◇ 张緒生
妻的單位有個来自農村的老九叫张緒生，他是無革派的。一天晚上他溜達溜達不小心溜達到解放派隊部了，于是因怀疑他“刺探軍情”被抓到二樓毒打。木板打斷了木棍打斷了，还打，于是他飛身而下摔斷了腿。
腿長好了回家探親，由于農村生活困難向單位申情困難補助，也給我妻来信，要借四十元。四十元對我們也是個大數目，但人家開了口就是對我們信任。我們知道農村盼錢的滋味，所以很快湊齊寄出了。
他如今回来好久了，別说还錢的事，連個收到了谢谢也没有，我們也不便问。
又過了很久，他又申請困難補助，這就要大家討論。他提了個欠款清單，欠张三６元、李四３元……就是没有我們這一大筆。一问，没收到，他说：整天就盼這４０元呢，要收到這錢起碼再養两個月再回来。于是通過上海邮局查，你別说，真查到了。原来，他們村有４個张緒生，連他五個。村裏邮遞员查了三個张緒生，到第四個人家还说上海没人弄錢；但邮局咬定四個问了仨，仨都不是，不是你是誰，就硬給了這個张緒生。而正主是第五個，但由于常年在外反而没问他。
两個张緒生打了几次筆仗，對方来信说：“緒生兄弟，山不轉水轉，咱們見面你就知道我了，我不是故意赖你錢。”
最後问題解決了。又過了些日子，錢还給我們，还送了一份禮：自家織的染的一塊土布。這塊土布是農村苦難生活的見證，至今我还留着它。
◇ 武鬥期間二三事
很抱歉，时間顺序可能顧不上了。不管它，说事吧。
所裏鬧武鬥，聲势大動真格的少，也算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吧。
两派打起来後，造反派占上風，占領了所部大院，把革命派趕走了。革命派乘機占領了附屬工廠，就是對我這個反革命辦抗大學习班的地方。更絕的是革命派把所裏的图章包括財務章统统抢走了，這下革命派有錢花，造反派没工资。這就有點亂套，于是請消遙派調解。
我們所雙职工不少。有时两口子是两派，這就好辦，革命派這口子就把造反派那口子的工资也領了；两口子都是造反派就慘了。逍遙派這时向革命派那裏跑着領工资，有些造反派一般成员托逍遙派代領，革命派也賣個人情放一馬，可造反派骨幹和大小头头的工资可就扣死了。前面说過，我妻是以消遙派大姐的身份当的鬥批改連的連長，現連長不幹了消遙大姐身份尚在，也是两派用得着的人。我們宿舍又在四所大院裏，我們就在两派武鬥夾縫中消遙。
正好武鬥期間，我爹媽来我處。這天上午我們小两口帶老两口逛街，買了床鸭絨被在外面吃了面條後就回来了。好家夥，两派交上火了。只聽大院口號震天，從大門開始道路两旁分站两派，每人手中高舉木棍，但也只是君子動口不動手。而我們一行四人一進入两派夾道也就有進無退。現在回憶起来又好怕又好笑，但当时腦子一片空白，只知勇往直前。那时我老爹还剛六十開外，走在夾道中两派你指手我劃腳碰到了他老人家，他竟大喝一聲：“你幹什么？”接着一把推開造反派。把我吓的要命，急忙拉上老爹快速通過三十来公尺的夾道，在两派莫明其妙不知怎么回事时，我們四人己過關進宿舍了。
有一次特例就是和“地鐵”鬥。我們所有個四百米跑道的大操場，以此爲中心的１７亩地被“借用”，用来挖華東地下指揮部，備战用的。讲好地下工程完工後整好地面歸还我所，可是現在他們開始建房修路准備安營紮寨不想还了，于是两派团結起来和他們幹上了。可是老九和工人階级不用交手勝負立判，一邊是文弱四眼手拿木棍的一群小白脸；一邊是手持鐵矛头戴安全帽的黑脸彪形大漢，不費吹灰之力把老九們轟了回来。這就是現在衡山路地鐵總公司，文革結束後我所又是跑北京又是找上海市委，我还一馬当先找到剛上任还住在東湖賓館的上海市長汪道涵告状，結果当然没用。這是後话。
有天晚上快１２點了，我下樓倒垃圾，倒光後我把鐵皮筒向水泥地上摔了两下。這可不得了，夜深人静，当当两聲驚動了造反派，站崗放哨的来了，指揮部燈也亮了。几把手電筒照着我，把我训了一通，我抱头鼠竄而去。回到家後對妻说：搞什么名堂，像真事似的！
武鬥大概鬧了近两個月，没聽说傷過人，這可能是“具有老九特色的”武鬥吧。
◇ 造反隊员周某某
周某某平时老实巴交还算文文静静，还受過高等教育，造反之後判若两人。一天到一位女同胞家中抄家，該女之父肺病在家休養，床头痰盂中滿装痰血，一言不合拿起痰盂扣到女同胞头上。
文革後該周姓造反者天良發現羞愧交加一走了之，調回老家去了。
◇ 電影放映员
我所由于原是部隊編制，所以有两個電影放映员，都是河南人，其中一個姓楊。一天晚上，所裏河南幫在一塊喝酒，就在我們樓上，又吵又鬧还有痛哭聲。我過去一看，是楊放映员失聲痛哭，一邊哭一邊说：“我知道同志們對我有意見哪，我也想放點好電影給同志們看呀，嗚嗚……但我也没辦法呀，嗚嗚……放来放去就是他媽的几個樣板戏呀嗚嗚……”一把鼻涕一把淚，哭的我很感動，几個人基本上都醉了……
第二天我告訴他昨晚讲话，他拉住我的手求我別往外说，我莊严的向他作了保證。
◇ 保密失密
我們單位是國防科研單位，俗稱“保密單位”，進来的人都是要“政審”的。但也有些老專家一些迫切需要的人放寬了尺度，而新進的大學生也有漏網之魚。但我多年的體會是：保密對自已人是自己卡自己，對外人实際上是遮醜。
文革中造管卡压的反，但却未造到保密头上。文革要突出政治，要讲階级鬥爭，這樣，保密反而要加强。
有一天批鬥一個反動學術權威，鬥到後来，公布他一項罪状：竊取國防機密，要他主動坦白交待。他说没有，大家就呼口號。最後揭發者亮出了底牌，抄家抄出的他的筆記本上，赫然記載着我國各類艦艇的各種數據，尺寸、装備、繼航力、武備，一應俱全。
保密規定是保密资料要記入保密本放在辦公室，這还是“秘密级”，而絕密级只能存放在保密室。而他是個不能接觸密级材料之人，却把機密甚至絕密材料弄回家。這还得了，他又意欲何爲？大家兴奮起来：弄不好挖出個美蔣特務？
他一句话弄的大家如泄氣皮球，工宣隊也目瞪口呆：我交代，我是從科技情報研究所國外杂志上抄来的……
後来“０９”核潜艇試航时也遇到類似的事。０９是毛主席親批的是無産階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但不管功歸誰活却要老九幹，而老九中却有接觸密级之分的。我們都住在大連老虎滩海（軍）招（待所），而有個“內控對象”一個人住市內。可偏巧他設計的部件出毛病了，我們就打電话问他怎么修。他遙控指揮，可別人就是修不好。後来没辦法一直請示到北京海軍大院批准才能让他上０９，那天他上艇时響起廣播：“海軍官兵注意，今天上船的什么人都有，大家要提高警惕注意保密。”他知道是说他，低着头目不斜視的走到指定崗位，默默的修了起来……
◇ 七二一大學
按照毛主席七月二十一日的指示，和大炼鋼鐵遍地小高爐一樣，各地都辦起了以七二一命名的大學。我們研究所也辦了一個，招收三十多個學员，教師則由各室抽調，我妻被抽去教理論力學。
三十多個學员中最高學曆是中專畢业，最低學曆是小學畢业；年令最大的己過四十，比老師年長十歲。
我們這個大學爲期两年，基礎課專业課都有，是液压專业。
我妻教的吃力，學生聽的吃力，如何能讲的让學生聽得懂着实費了一番心血；而批改作业改卷子工作量也不小，考卷更是慘不忍睹。在家中我也投入了，不能讲“軍功章裏有我的一半”，但至少也有一塊。有的學生再用功也是聽不懂，小學畢业你給他讲力的合成分解他怎么明白呢？但大家都很用功，因爲研究所中專生是弱势群體，他們想弄個本科。誰知道這個七二一文凭後来無人認帐。
這时我兒子上小學四年级还是五年级記不清了。一天從學校拿回来一把二胡要買下来，一元五角一把，從此家中整天響起二胡聲。不久就能演奏賽馬等曲子，还在全所聯欢會上表演一曲，這樣兒子也和老爹一樣，出了名了。
接着就出了個“事”。美國之音教英語九百句，兒子又起勁的聽了起来，我也不管他。誰知聽到美國之音讲誰需要教材可以去信索取，他竟然悄悄給“敵台”去信，過不久真的把印刷精美的一套四本英語九百句寄来了。信在傳達室己引起人們關注，後来領導问我怎么回事，我实话实说。這时文革已有點强弩之末後勁不足，只是叫我注意影響。
兒子學英語更加起勁，四本精美的九百句成了他誇耀的资本。大人孩子都羨慕的很，但却没人膽敢步张旭東的後塵去“裏通外國”。
兒子真是好樣的，不愧是“反革命”的後代。
但這小子後来到美國跟詹明信受毒害竟背叛老子成了“新左”。打電话问他，他说和李憲源平常心態毫不沾邊，是學術上的新左。下次見面好好審查一下，如果撤謊看我不揍他！
◇ 我所的造反派
我前面提到過，我們所造反派有两大派，一派叫解放派，一派叫無（産階级）革（命）派。
無革派的成员，大多有點偏右。其成员中党员積極份子幹部較多，受到軍宣隊支持；和北京七院聯系密切，對院長劉華清等人持“保”的態度；也造反也批鬥幹部，但幹部的评價是比較温和比較能掌握政策。另一派解放派是和上海工（人階级造反）總司（令部）聯系，屬正宗地道的造反派；比較沖，比較左。
我妻是無革派，我總的是傾向這一派，但在室裏我反而在造反派一邊。以前提到，我曾被作爲“走资本主義的实權派”也簡稱“走资派”被鬥過，但後来看我能回到毛“革命路線”上来就接納了我，而我很快因爲給他們出主意而成了“造反派”的实權派，在後来鬥我初期對我还是“保”，後来看我“豆子”太多，就劃清界限了，当然，人家在後来也就不要我了。但對我却始终友好。而令人奇怪的是两派在鬥我的问題上，似乎都有點“手下留情”。
我徹底解放重新“掌權”後，几個鬥我的骨幹有點擔心我“秋後算帐”，我的“專案組”副組長小黃揚言有我在他不可能入党，而恰恰是我支持地對他菅財有疑力主不爲贪汙。而專案組組長李某調離本所时他“没有料到對他如此肯定”的監定出自我的手筆，另一位鬥我最狠的主將原是我的棋友，連他的朋友都氣憤的讲，张邁要再和他下棋就不是人，但我對他采取了諒解的態度。後来在棋桌上他送我“大海龜”的雅號，固然有棋風上的描述，同时也是對我寬容心胸的肯定。
我有一個榜樣：708所李所長文革时头骨被打碎，在清理三種人多次向他了解打他的是誰他堅不吐实，多年後再问他是否真不知道，他说，我当然知道，可是至今不说。
我們所两派头目後来大多被鬥。但後来不少都混的挺好。
例如無革派陳某後来把海水淡化艦艇供水“軍轉民”搞飲用水成了氣侯和美國百事可樂合作在上海轟轟烈烈；解放派朱某把輸彈機改造成民用托盤輸送機在全國推廣，而两派室一级头目及两派骨幹很多人都成了技術骨幹改革先鋒，很多人都评爲高级工程師。
我認爲造反派就是過去的右派在新形势下的一種表現形式，右派由于毛的打压而“永世不得翻身”而造反派由于毛的支持而揚眉吐氣，這些人共同的特點是對执政者不滿，對現状不滿。都是善于思索敢于創新的人，思想敏銳能力很强，關鍵是導師指錯了路而摔了交，可喜的是總體上没有采取像毛對右那種擴大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這樣，這群人一旦轉變，就又成了改革開放的主力軍。
◇ 问題討論
隨意思（網友）：
老张在文革中的上述“反革命”言論已接近张志新了，却没挨打坐牢，只是有驚無險地在小范圍批了几天。可見文革实際的“恐怖”、“殘酷”程度，並不象現在宣揚的那樣严重。
张邁：
“接近张志新”，我不敢這么讲。张志新對问題的認识比我深刻的多，她的骨头比我硬得多。你把我和她比，实在实在是高擡我了。
没有挨打坐牢是实，但“有驚無險地在小范圍批了几天”不知你是如何得出来的。我提到過千人大會吧？
我記得是前前後後三個多月，接着就是下工廠到農村改造，接受工人農民再教育。我再写就是“抗大”式了，就是“隔離”，就是失去人身自由不准回家的一個多月。我一點没有你那種輕松感。今天，人們是這樣珍惜自由，一天，那怕剝奪你一天自由，都會受不了。
当反革命被批鬥並不好玩，所以我感覺时間過的特慢。
你前一句把我捧高，後一句说的輕松，前後對比反差不小么？可你這樣做是爲後一句话：“可見文革实際的‘恐怖’、‘殘酷’程度，並不象現在宣揚的那樣严重。”
對這句话，我实在難以同意。
就算是我的“罪行”和张志新同樣严重而没被抓被杀也證明不了你的結論。因爲：
１，“罪行”大小是客觀存在，處理輕重則重在表現。我是主動坦白的，是自已倒出来的，這和志新不同，此其一；再就是鬥到後来革命派勝利了，我承認自已是反革命了。這是我和志新根本的不同，把我和她比，我無地自容。
２，處理輕重要看掌權者的態度，有时從重從严，有时從輕從寬，由需要而定。而我有幸的是他們需要樹一個“這樣反動严重死硬的反革命我們也能鬥服，這是毛澤東思想的伟大勝利！”的典型。工宣隊不是讲過“像你這樣老早捉進去了”嗎？可見我客觀上己具備了坐牢的條件。如果我硬頂到底，那就是坐牢；再硬頂，杀头也是可能的。
再就是我没有被抓被杀並不能減少文革慘酷恐怖的程度，因爲我從来看到有人宣揚“反革命抓光光死光光”這種宣揚。你不能找到我這么一個没被抓被杀的反革命来否定文革的恐怖和慘酷。
就拿我写的東西来说吧，我一個無權之老百姓就因領導聽過我出的主意就被鬥，戴着高帽挂着牌子自已敲着鑼游大院。算不算恐怖殘酷？
我“解放”後在辦公室休息时間看聊齋，就以長矛武卫爲後盾把書收走。而性格如此强、吃軟不吃硬的我忍氣吞聲。這是不是殘酷恐怖？
難道我非要被抓被杀才算恐怖殘酷嗎？
文革中殘酷恐怖之事太多！太多！！太多！！！还不是“宣揚”不“宣揚”的事情，這是事实。
隨意思可以從“宣揚”中找出可以否定的東西，也可以找出不少並不那么恐怖殘酷的事例，但却千萬別試图否定文革的殘酷和恐怖。因爲這是任何人所否定不了的。
附：背景注釋（——青近軍）
◇ “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是于是１９７０年一月中央三號文件下達後開始的，所以当时各單位主持這個文革运動中的“运動”，而特地成立的機構，一般稱爲“三號辦”。
從一月始至三月下旬，是“一打三反”运動的高潮，也即大開杀戒、連續召開公判大會枪斃了不少人的階段。到三月下旬中央十七號文件下来制止過烈的做法後，這“一打三反”便以各單位內部審查批鬥處理的方式進行了，直至当年年底才結束。
张邁兄所说的情況，無疑就發生在三月以後的时期中。如果是發生在一、二月間，按张邁兄所述那些條“罪行”，你可能就會没有命了。
◇ “一位手持鐵矛的‘文工武卫’隊员来到我身邊”
由张春桥批示，上海市于１９６７年８月，成立了由“工總司”等造反派人员組成的“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揮部”。１９７２年８月，“文攻武卫”與上海市警備區野營训练指揮部合並，成立了上海民兵指揮部。１９７６年四人幫垮台後，即予撤消。
当时上海最有名的“文攻武卫”屬下組織，是由身强體壮的运動员們搞的“上體司”——“上海市體委革命造反司令部”。鋼鐵長矛，藤條帽，便是“文攻武卫”隊员的特征。
◇ “竹筒倒豆子”
所谓“竹筒倒豆子”，就是連哄帶騙，让被審查者说出一些甚至僅僅是他本人心中的某些“有问題”的想法。便以此抓住，無限上綱上線（即提高到階级鬥爭的“綱”上、是不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線”上），再視情給予其整治。
“竹筒倒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