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自有其“天定命运”
forumadmin
2020-11-07 21: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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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自有其“天定命运”
余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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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對自由的論述通常是以曆史而不是以理論的方式展開的，美國的曆史就是一部追求自由尤其是敬拜上帝的自由的曆史。
在二十一世紀，美國很多政治領袖和普通公民羞于或恥于提及美國與上帝同行、“因真理，得自由”的曆史。左派以將上帝從美國的曆史與現实中移除爲其目標，甯愿膜拜自由女神也不愿信靠上帝，他們連“聖誕節”這個詞語都要刻意回避。然而，美國在多大程度上背離了她真实的曆史，尤其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源，便會在多大程度上迷失于当今的世界——
美國的建立完全是因着上帝的護佑，只有通過回顧曆史，才能真正明白上帝爲着福音的缘故，在建立美利堅合衆國的過程中所展示出来的美善。
聖經以及最精准地闡釋聖經的清教徒神學、保守主義的政治哲學所形成的觀念秩序，締造了作爲“上帝之城”的美國。
從《獨立宣言》到美國憲法，美國人走上了在上帝引導下創建“山上之城”的光榮荊棘路。
在建國者当中，大多數簽署《獨立宣言》的人、參加制憲會議並討論美國憲法的人、擬定第一修正案的人，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且以新教徒爲主。[1]
在獨立革命期間的輿論場中，来自法國的激進思想的鼓動者潘恩百般诋毀基督教和基督徒，富兰克林反駁说：“沖着大風吐口水的人，總是把口水吐到自己的脸上。……如果有宗教信仰的人都邪惡，那么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又會怎樣呢？”
華盛頓、傑斐逊和麥迪逊在美國立國過程中贡獻卓越。三人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有相当的差異，特別是傑斐逊算不上是一名傳统基督徒。但是，在對新共和國的宗教和道德基礎的論述上，他們都與加爾文主義者非常接近。
首先，他們與加爾文主義者都相信至高無上的上帝正在造就美國的命运，美國人“受了上帝召喚而去創立的一個新的人類社會”，這個新國家是“美國版的以色列”。正是這位救世主，赋予這個新國家的公民以“某種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活、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權利”。
其次，他們都相信人的罪性，即加爾文神學中再三强調的“人的全然敗坏”，他們要求建立一個能严密地制约和平衡的政府。就麥迪逊而言，權力的分隔和制衡是對加爾文原罪教義的一種直接反應。就傑弗逊這位維吉尼亚自然神論者而言，他深受啓蒙主義运動和宗教改革时代伟人约翰·洛克影響，洛克本人又受到加爾文主義的影響。
最後，他們都相信只有宗教兴旺發達，美國這一共和國才會兴旺發達。法律制度本身的生命力取決于宗教信仰的生命力，更具體地说，取決于新生的美利堅合衆國所盛行的基督新教信仰的生命力，就連傑斐逊也在其首篇國情谘文中说：“人民的自由乃上帝的恩賜，這個深入人心的信念是自由惟一堅实的根基。”
艱苦卓絕的美國獨立战爭剛剛取得勝利，十三個共和國就陷入激烈的猜忌與紛爭之中，松散的邦聯難以應對國內國際的挑战。華盛頓給十三個共和國的領袖写信，劝誡大家努力建立一個永久的聯盟，否則美洲無法抵抗来自欧洲强權的侵犯。
華盛頓是那個时代最富有的美國人之一。[2]在其聲望臻于巅峰之際，他斷然阻止手下軍官發動政變拥立他当國王的陰谋；他不必面對反對党，是“帝王般的總统”，却視總统爲“象征性地代表最高行政權力”的“委托人”，任期一結束就回到自己的農莊。[3]
華盛頓希望有一個强大的美利堅合衆國，不是爲了個人權力，而是爲了榮耀上帝。他在總统就职演讲中说：“上帝將高兴地慈祥地安置我們所有人公正做事，寬容慈愛，具備謙卑平和的脾氣，這就是我們神聖宗教的神聖創立者的特性。没有對這些事例的謙卑的模仿，我們就不要期待成爲一個幸福的國家。”他还引用聖經《彌迦書》中的經文“存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爲國家和人民禱告。
無論是美國獨立还是美國建國，華盛頓既不歸功與自己和同僚們，也不把這一前所未有的成就獻給人民，他相信這是“赫然的神迹”，是“天定命运”。在战爭期間，他將一系列事件歸結爲上帝的旨意。他親身感受到，被他稱爲“伟大事业”的美國獨立經曆了多次危急时刻，在一切似乎將一敗涂地之时，神意降臨，挽救這一事业于萬一。当憲法獲得批准时，他又用“神意”這個詞語来解釋。在他看来，這两件事当中，美國似乎特別受到神意的眷顧。[4]
一七八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參加制憲會議的代表們針鋒相對、相持不下，年邁的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作了會議期間最長的演讲，對衆人發出誠挚的呼籲：
先生們，我已經有一把年紀了，我的歲數越大，越明白一個真理——上帝主宰着人類的一切。……我們确定，如聖經所言，“若非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我堅信這一點，我也相信没有祂從中幫助，我們在這一政治建設中所能取得的成就不會好于巴比塔的建設者。……因此請允許我提議，從今以後我們要祈禱懇求上帝的幫助和祝福，每天早晨，我們的會議開始之前，先進行祈禱，祈禱仪式可以請這座城市的一名或多名牧師来主持。
大家一致贊同該提議。祈禱之後，人們心平氣和地討論，制憲會議顺利推進。此後，美國國會每屆會議都以祈禱開幕。
在《獨立宣言》写成之前，约翰·亚当斯感叹说：“每次想起美國的建立，我總是帶着很深的敬意和驚奇，將其看作一個伟大場景和創造的開端：上帝的護佑照亮那些愚昧的人，並且在全地釋放那些遭受奴役囚禁的人。”一八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國會成员第一次在尚未完工的國會大厦召集會議，作爲第二任總统的亚当斯發表了熱情洋溢的祝福演说：“這是國家的代表們第一次在這個莊严的地方集會。如果不向宇宙的最高主宰表示敬意、祈求和祝福的话，就太不合適了。……愿簡樸的作風、純潔的道德和真正的信仰能永远在這個城市和整個國家中盛行！”
之後的美國曆史清楚地證明：什么时候美國持守簡樸的作風、純潔的道德和真正的信仰，美國就平安且强大；什么时候美國背棄了這一切，美國就有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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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據曆史學家斯威特的調查，在擬定第一修正案的人当中，有八個聖公會教徒，八個公理會教友、两個羅馬天主教徒、一個卫理公會派教徒、两個貴格會教徒、一個尼德兰改革宗成员，只有一個自然神論者（毋庸諱言，很多人的信仰或多或少摻杂了自然神論）。曆史學家丹尼爾·布爾斯廷發現，組成維吉尼亚制憲會議的一百多人中，只有三人不是教區委员。
[2] 華盛頓作爲美國最傑出的战士和政治家獲得的經濟回報，远远無法和年輕时代爲英王效忠所得的報償相提並論。他最後的美名依赖于打敗一位敵人——昔日的維吉尼亚皇家總督，也是曾將永久財産授予他的那個人。老年華盛頓的富有主要是由于青年时代華盛頓對英帝國的效忠。在長達八年的獨立战爭中，華盛頓反而損失了大量個人財富。在這一點上，川普跟華盛頓非常相似——当總统之後，其億萬富豪的身家大大縮水。這才是爲公衆服務之典范。與之相反，克林頓和奧巴馬等人当總统之後個人財富狂增數千倍、數萬倍。
[3] 對于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兴共和國，基督徒公民的美德比《獨立宣言》和憲法等纸上文本更重要，華盛頓本人就是此美德的典范。獨立战爭剛結束，他立即辭去總司令职務，在馬裏兰安納波利斯將指揮權交还國會。這種自我釋權之舉在曆史上是罕見的。在倫敦的英王喬治三世向出生于美國的畫家威斯特提出疑问：“華盛頓在打贏了战爭之後會怎么做？”威斯特答：“喔……聽说他將返回他的農莊。”國王表示：“如果他這么做……他將是世界上最伟大之人。”
[4] 美國曆史學家约瑟夫·J.埃利斯不認同美國革命“有某種超自然力量（他甚至不愿意说出上帝這個稱呼）的介入”，他認爲，“法國人比神更重要，帶来勝利的是战略決策，奇迹則是不必要的”。這是当代理性至上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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