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爲大國之風與大國之民 | 在極端民族主義之外重建人心》

作者：Kathy Hu 胡闵之

前言：

本来所谓“大國”之類的宏大命題，我這樣的區區小女子，是写不了的，也没有多少兴趣。

但這篇文章，到了非写不可的时候了，缘于当下墮落的“大國之風”和所谓“大國之民”。

近些年，極端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有越演越烈之势，全國上下，一片瘋狂，令人忧心。看到某個學校對年幼的孩子們煽動仇恨與抵制，我只想说，救救孩子！！有清醒者諷刺说，一個中國孩子從6歲上小學到22歲大學畢业，在他走入社會前，會經曆無數次“愛國”主義教育，從懵懵懂懂，到初懂人世，到最终的世界觀确立經曆了多次的反复“教育”，最终才能成爲一名合格的義和拳接班人。

但是，這樣義和拳式的“接班人”真的是中華民族的代言者嗎？说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倒是更貼切。温良謙和、君子風范、勇敢堅韌、恪守禮仪，這些来自于傳统的人格修養，才是中國人應該具備的骨性。中國人，不應是懦夫，但也不應是暴徒。

大國之風，絕非是四處樹敵；
大國之民，也絕非是烏合之衆。

是时候来一場人心的重建了，而且，是到了非重建不可的时候！

左與右、東方與西方、紅色根基與自由民主之爭令人疲憊，当今社會，只要從這几個方向去對话，只會陷入無休止的紛爭裏去，永远割裂、永远喧囂、永远對立、永無甯日。我們試想一下，這之中，有没有第三條路，有没有一條可以趨于大同、平等理性的對话道路？本文，正是作此探討，最近两年，细讀錢穆先生《國史新論》，醍醐灌頂，受益良多，此文也是向這位曆史大家和大儒致敬。所以，今天，我們就中國说中國，就傳统说傳统——或許，這是当今中國割裂的社會思想形態下，唯一的共识了。

——胡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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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一支沈重的筆，紮進纸端，写一個沈重的命題。

一個平凡的80後女性写作者眼裏的國家是什么樣的？從出生至今，我居于其中，犹如居于一條流淌了5000年的河流：洞見时光裏的曆史、觸摸漢字裏的江山；無數焦土掩埋過無數春天，長城之上的烽烟綿延千年；熱血與鲜血、战火與樓台、希望與絕望、苦難與恬淡、豐富與蒼白……這一切，便是這個國土上的所有組成，由时間和空間、以及無數代人構成的組成，我們，稱之爲“國家”。

凭着河岸邊僅存的一丁點的文脈薪火，一路往回走，回溯上游這些滄桑古老又傷痕累累的構成，一個個时代瞬息闪過，我想遇見的靈魂都與我相遇，風中飄過来一些故人的名字，陽光灑下来，仍有温暖和慰藉，偶爾，我站在曆史的間隙之間，對着厚而沈重的“家國故园”，流出熱淚来——我是一個卑微的個體，又是風霜中的塵埃。

想起李叔同出家前所作的那首激昂的《祖國歌》：“上下數千年， 一脈延， 文明莫與肩。縱橫數千裏， 膏腴地， 獨享天然利。 國是世界最古國， 民是亚洲大國民……”

這樣的國土，怎能不令人去愛？

文化意義上的“國家”和政治意義上的“國家”，是两個概念。所以，我愛我的“國家”，僅僅是出自于本能和樸实的情感，以及血脈基因，而非来自于宏大語式的“主義”。顧亭林言：“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之事，肉食者谋之。天下之事，則匹夫有責。”所以，國家是國家，政府是政府，社會是社會，純屬不同概念。

對于民族的愛，這是一種多么自然的本能。所以，愛國是需要去教育的么？就如同，我們熱愛文化、熱愛江河、熱愛土地、熱愛父母、熱愛我們在這片國土上所見所能夠感知的生命中的一切，是需要去教育的么？

作爲一個平凡人，我們如何從“國家”這個大的命題中去寻覓到我們自身的位置？我們與國家的關系應当是怎么樣的？對于國家，我們應該怎樣去愛？愛國，到底有多少種形式和形態？

左與右、東方與西方、紅色根基與自由民主之爭令人疲憊，当今社會，只要從這几個方向去對话，只會陷入無休止的紛爭裏去，永远割裂、永远喧囂、永無甯日。我們試想一下，這之中，有没有第三條路，有没有一條可以趨于大同、平等理性的對话道路？

人類社會至今爲止也没有摸索出一套完美的政治機制和社會機制，但平等、自由、法治、人道主義是全人類的共识，也是曆史的發展風向。所谓民主，只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模式，無需刻意區分西方與東方，中國早在几千年前就有民主意识和天下大同觀。至于如今西方國家踐行的民主機制是否就適用于今日之中國，這個倒要認真推敲。有一點毋庸置疑，一個伟大的文化，對于先進的思想，既有兼容並蓄的自信，也有結合自身的審視，抄襲和照搬不僅不科學，更會陷入被動的險境。

所以，今天，我們就中國说中國，就傳统说傳统——或許，這是当今中國割裂的社會思想形態下，唯一的共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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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語境中的中國，一方面是燦爛深厚的几千年曆史，一方面是受到几千年封建專制压迫的中國人民。其实，這個論調原本就自相矛盾。若是過去的中國人民全然生活在專制黑暗之中，又何来的生機去創造璀璨文明呢？

所以，有几個问題需要思考清楚，一則，中國的几千年文化傳承，如今到底还殘留几分，若中國人失去了這個傳统秉性，又有何资格稱之爲中華民族的一员？

二則，所谓封建时代的中國人，是否就真的水深火熱，以印證如今新时代中國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三則，我們所言的回歸東方思想和中國傳统，是否就是全盤复古，是否就是站在現代民主的對立面？中國人一直在大國夢裏醒不過来，那么，何爲大國之風、大國之民？如何去進行文化重建？

第一個问題，關于中國文化傳承的現状。

中華文脈從夏商起，經曆春秋战國亂世、秦之大统、大漢之雄邁、魏晉南北朝战亂、隋唐之盛运、五代十國之黑暗，到北宋之时，因常年战亂，文化和經濟已赤地一片，于是两宋时書院林立，文化得到恢复，至元时，達到最盛。元代雖是中國曆史上的亡國时代，但學術却是曆史最高峰。政府雖亡，社會犹在，中國曆史文化仍然保存其大统。從漢至清，雖然不斷有亂世，但是，一有門第之力，二有儒家士的群體，中國傳统文化得以維系。即使晚唐與五代被譽爲中國曆史上最爲黑暗的时期，但是，社會基礎仍未大變，文化命脈尚未全絕，在極端飄搖之中得以留存。又说滿清，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二個亡國时期，這时，中國社會傳统架構已然被毀，但是社會基層的曆史傳统文化精神依然保存，大本未搖，仍是中國傳统之天下。

國家兴衰，社會仍在。政治亂于上，而社會定于下。中國的曆史文化傳统正是在中國社會中綿延不息，爲這個民族的文化傳承源源不斷的提供新的護養。

在中華民國以前，中國曆史上的任何一個亂世或者朝代更替，改變和摧毀的，僅僅是政權，並没有徹底動搖社會根基，即使遭受過大的破坏，也能在之後長治久安的政治环境中得到了恢复和休養生息。

中國傳统文化的斷裂，正是在近100年間産生的，尤其是最近60年。

1949年之後，連普通的中國人也很忙，鬥地主、鬥孔老二、鬥资本主義、鬥知识分子、鬥四人幫……终于，全民鬥爭在文革时達到極致，延續了五千年的中華文脈，到這时，终于遭遇滅頂之災。而這十几年，無數中國人一樣很忙，吃着毒食品、吸着毒霧霾，却忙着抗日、抗美、抗韓、抗菲律賓、抗越南……抗日貨、抗肯德基、抗樂天……他們却不知道，在全球化的今天，現代文明和現代生活的所有組成，是一場世界性的協作。消費主義盛行的时代，全世界都是文化共同體。抵抗這些，就是抵抗人類文明，抵抗正常生活，甚至是抵抗國家的正常發展，按照這種邏輯，中國人要“愛國”的话，就只能回到山頂洞人的原始时代去（畢竟，汽車、飛機、電腦、手機、互聯網等等所有現代生活元素，都是来自于西方）——要知道，即使是强盛的大唐，也是極爲注重國際交流和文化交融的；至于滿清的閉關鎖國，曆史已經給出了答案。

中華民族的傳统文化基因，甚至遗傳基因，都是几千年来與外来文化和外来種族融合而成的。你若要抵抗“外来”，先要抽幹自己的血，因爲，你的血液裏，说不定就有非漢人的外来基因。中國文化甚至没有産生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所有的宗教，其实都是舶来品，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佛教的傳入，没有佛教與本土的儒學、道家所結合，怎么會産生這樣厚重而有生命力的中國傳统文化？

同樣，按此邏輯，若要抵抗，首先得抵抗漢字，因爲中國人今天使用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有大半是從日本輸入的；至于日、韓的“祖宗”，這個还真要好好说说了，日韓文化，正是中國文化的分支；對了，如此说来，愛國者还應抵抗現有政體，因爲，我們的政府奉行的就是正宗的西方意识形態的“馬列主義”。

文革對于中華文脈的破坏力，數曆史之極致。因爲，它不僅摧毀了几千年的文化傳承，同时摧毀了社會，还摧毀了人心。中國4000年来的社會，可算是人道社會，所以即使處于亂世，社會也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直到文革，一切盡毀，及至今日，还未見到有修复之症状。嗚呼痛心！

文革之後30多年的改革開放，在現代消費主義的沖擊下，文化傳承進入更加土崩瓦解的状態，社會整體墮落，走向浅薄化、娛樂化、功利化、互害模式化。我看到一位海外的學者说：“在当今时代，一個缺少信仰關怀的民族，一個缺乏精神自主的民族，一個長期受僵化甚至異化的民族，在市場化、娛樂化的影響下，只能導致人文精神的缺乏，以及對超越功利的審美追求的缺乏。我們的曆史中有過屈原的浩渺無涯的想象力，有過《史記》中的豫让那種充滿悲劇性格的俠義英雄，有過魏晉風流竹林七贤的真潇灑，有過李白的真浪漫。只是這些文化因子在宋元以後逐漸消失了，消失在金榜題名與洞房花燭的世俗追求之中了。”

是的，因爲没有文化傳承的“根”，中國人變得越来越头腦僵化，言語刻板，千人一面。贫窮时低头哈腰，富裕时虛榮誇张，“愛國”时卑劣愚昧。当下中國人的價值追求完全單一化、同质化，追求名與利，是這個社會的價值共同取向——國家被這樣的“國人”舉着旗帜所“愛”，無疑是種災難。

這十几年来，愛國已經演變成爲一種泛濫的、反智的、民粹式的流行文化，让人感到一種来自于刺刀之刃的凉意。所谓“愛國表演”，正是一部分中國人以近乎愚昧的方式，寻找有生以来被抑制的存在感和话語權。

一個國家，是由無數個國民組成的，要愛國，首先得愛人。違背于文明與人性的“暴力愛國”，與義和团行径無異。這種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的兴起，是文革的殘留效應，也是傳统文化脈絡斷裂和民族精神缺失的惡果。

所以，扪心自问，你真的算是一個純正的中國人嗎？若國人的身體和血液裏没有来自于祖先的傳承，國人們不過就是這片國土上的一個個飄荡的個體生命罷了，除此之外一無所有。因爲你跟這片土地没有連接，自然就没有根，國家于你，只是一個地理空間的意義，却不是真正的出自于情感本能的生命意義。

似乎，真正的中華民族早已被战火、鲜血、苦難埋藏了，如今的中國人，像是另一個物種。

你愛的國，到底是什么國呢？大漢的雄風、大唐的强盛、大宋的風雅與你有什么關系？這些可貴的曆史傳承，並没有流淌在你的身上，你甚至對曆史一無所知，你只能算作這片土地上的一個不會獨立思考的物理存在。

一個伟大的文化就是能夠自由駕馭外来文化。

老祖宗告訴我們，“立足于我、夷爲我用”才是真正的大國之風。

你在抵抗一切外来文化的同时，就是在抵抗國家本身，抵抗民族傳统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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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问題，關于封建與專制。

你真的确認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有史以来最幸福的时代？你真的确認過去几千年中國百姓被封建王朝所压迫，一直水深火熱？

事实是，近代學者所言中國几千年爲封建專制社會，实在值得重新定義。封建制度，止于西周。而後几千年，農民自由拥有土地，商人亦可自由經商，中國社會一直延續自由經濟状態。即使有封建制度复蘇的苗头，最後都因是曆史的倒退而昙花一現。中國社會，两千年来，即爲農、工、商並盛之社會。農、工、商、兵四民之上，由士主持社會與政治之領導中心。

錢穆先生認爲，中國自古代封建貴族社會轉移而成四民社會，远溯自孔子儒家，止于清末。士之一階層，進于上，則幹預政治；退于下，則主持教育，鼓舞風氣。在上爲士大夫，在下爲士君子，于人倫修養中産出學術，再由學術領導政治。中國的士，始终有其獨立性，決不爲政府一附屬品，始终有一種傳统的文化精神爲之主宰。雖然古人多以務農爲业，但中國社會亦並非單一純粹農业社會，城市兴起已有两千數百年。如長安、洛陽、南京、開封、杭州及燕京，又有諸多特色重鎮且不計。秦代统一後的廣州、揚州，及四川成都，此等大城市，皆綿恒两千年以上。

古老又强大的中國，早已散布着繁盛的商业都市，散布着發達的工商业，散布着自由的中産階级，散布着主導鄉村自治的鄉紳與宗族，農民都拥有土地和自由人身，這樣的社會，是黑暗的封建社會嗎？

至于平民的地位，早在战國时期，平民學術就和自由經濟同樣盛行了，自由經濟走向下層，而平民學術走向上層。隋唐科舉制度成熟以後，平民有通暢的渠道可以參與政治，“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爲“士”這一階層。所以中國傳统政治具有“直接民權”的特征，政府與社會緊密相連，融成一體。政府即由民衆所組成，用不着另有代表民意機關来監督政府之行爲。相比而言，西方民主只是間接民權。（本觀點摘录錢穆《國史新論》。）

科舉制让中國傳统社會具有普遍平等性特征。在政治上，没有門閥或者世襲貴族這樣的特殊階级産生；在社會上，有同一中央政府下的法律公正；在經濟上，有一種平衡的制约制度，不會過贫，也抑制過富，無論是城市还是鄉村，贫富差距並没有達到尖銳對立化的程度。

在中國傳统政治中，明面上，皇帝是不能獨裁的，宰相也不能獨裁。中國傳统政府，政體有內部民主，對外部則是開放的態度。這樣的政府，实在不能算作是封建專制政府。

若要说中國曆史上的專制时代，非元、清莫屬，這两個朝代，正是中國的殖民化时代。而元代堪稱政治專制最爲黑暗时期，滿清則較智慧，善于运用中國傳统政治的好處，並將之轉化爲君主獨裁制——即使如此，滿清的皇帝專制，也是有法度的，並不能爲所欲爲。

對于中國几千年来的曆史，無需美化，亦無爲了意识形態需要而斷章取義。風雨如晦的千年歲月，既有民不聊生，也有休養生息；既有權利之爭，也有世態清明；既有過政治黑暗，也有過政治光明；既有腐朽没落，也有萬象更新。曆史就如同天氣，有陽光、有狂風、有暴雨、有雷電、有大雪、有冰雹，哪一種，都是正常，但你不能因爲惡劣的天氣，就無視陽光和雨露的存在。恰恰有了這些陽光雨露，文化才有了傳承的可能性，同樣，黑暗歲月亦可以成爲光明生命的培植與護養。

再者，就说那些較爲長久的王朝吧，两漢長達400年，大唐長達300年，在這樣漫長悠缓的时光中，老百姓的日子还算安稳，農民自耕自足、商人自食其力、文化和學術都燦爛輝煌，這樣的生活，算是被压迫的黑暗生活嗎？

滿清至今，不過百余年，新的时代仍在蹒跚前行，还無定論，今人又有何资格评判前人前世皆爲專制下的黑暗之世？

100多年来，中國社會都在風雨飄搖之中，好不容易有了這30多年的安稳平静，若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再度兴起，無疑是曆史的大倒退。多么遗憾的是，直到今日，中國人的民族精神仍未養成，没有能在這百年苦難中鳳凰涅槃，而且，錯過了最好的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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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问題，關于回歸東方思想和中國傳统。

錢穆先生曾于1949-1965年在香港創辦新亚書院，作爲当代大儒，他力图复兴儒家精神，呼籲重新寻找文化之根。他说：“中國社會發展，必將在其內在自身獲得一種自發的生機。即是從它傳统曆史文化所形成的國民性中，獲得一種精神上之支撐與鼓勵，領導與推進。而決不能從外面如法炮制，依樣葫蘆地模仿抄襲。中國現階段中之知识分子，正在模糊地崇拜西方，積極從事于全盤西化不着邊際的憧憬，懇切期求跃進于某一西方國家化的新范疇。若我們真要期望有一個真正中國的新社會出現，必先有針對中國自己社會的一番新知识與新理想。近百年来，我們盲目抄襲德、日，失敗了。又盲目抄襲英、美，失敗了。轉而又盲目抄襲蘇聯，亦正如百年前盲目守舊一般。仿似任何一國的海上奇方，都變成舊中國起死回生之神藥。”

關于馬列主義，錢穆先生也说過：“一個國家不了解自己國情，不從曆史傳统源头認识，專門一意模仿外國，總得有危險。即使一意模仿別人家建設工作，也可有危險存在，更何況是專在一意模仿別人家的破坏工作呢？”

所以，錢穆先生一語成谶。最近這些年，倒更有趣，一方面舉着西方馬列主義的意识形態旗帜，一方面抵制西方自由民主思潮——這個民族，陷入越加精神分裂的境地。

法國漢學家弗朗索瓦曾向中國知识界呼籲：“中國知识界應該站在中西交彙的高度，用中國概念重新诠釋中國傳统思想，不能繼續被動接受西方思想，否則中國思想傳统將會被西方概念淹没，成爲西方思想的附庸。”

但，我們的“回歸”，是否就是全盤复古？

這些年，提到中國傳统文化，必提“國學”，但傳统文化絕不等同于現在所言的“國學”。今日，中國傳统文化的复兴更像是在廢墟上的文化重建，既然是重建，就要由表及裏。然而，現状是，從政府到社會，對于文化复兴，更像是集體演一幕幕荒唐的古装戏，充滿着浅顯的功利主義和实用主義，不僅不能起到重建人心的效果，反而會誤人子弟——如此“复古”，只會令更多國人沈醉在天朝上國的大國之夢中難以自拔，傳统文化复兴也有可能成爲極端民族主義的推手。

我們傳统文化的“根”到底在哪裏？让我們回到“人”的本身。

從先秦諸子说起，如孔子、莊子、墨子、孟子等，他們是最早的人類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他們都有着“世界大同”的“天下觀”，没有任何一個學者抱着狭義的國家主義。于是春秋战國时期的許多名仕，作爲獨立知识分子，皆游走于國家之間，因爲自由、開放、包容的社會氣息，才有了亂世之中的諸子百家的文化盛景，才有了道家、墨家、儒家、陰陽家、名家、杂家、農家、小说家、縱橫家、兵家、医家等流傳于後世，對中國文化的真正形成奠定了根基，影響至今。

中國並無自生的本土宗教，自漢武帝时“獨尊儒術”起，儒家教義便在中國文化體系中擔負起宗教的責任，向上則影響傳统政治，向下則成爲社會主流意识，谓之中華文化之正统，同时在一两千年間深刻影響了日本和韓國，以及其他東亚各國（韓國和日本，至今尊崇儒家的倫理和禮仪，屬中華文化的分支）。秦漢以来，以漢族爲核心的中華民族，在儒家的大一统之下，已形成一個相当稳定的政治共同體、文化共同體和民族共同體。统一，在任何时候都是大势所趨。在無數次分裂，無數次统一的過程中，中華民族不斷吸收外来文化和外来血脈，共同組成民族的曆史文化基因。

在五胡十六國时期，有長達130年的漢胡互化。曆史書中，所谓“五胡亂華”，只是皮相之見。胡漢杂居，胡人的漢化和漢人的胡化，都對中國帶来了深远的影響。畜牧业被帶到中原地區，大量胡物胡俗在中原推廣，胡人高足家具的出現，改變了漢人席地而坐的习慣，就連流行于中國民間的獅舞，也是来自西域……而北朝胡人的统治給中國帶来新的血液與尚武精神，刺激新王朝的開拓疆土精神。建立唐朝的李淵就出生于中國北方山西地區一個有着漢人與胡人混合血统的貴族之家，其母爲突厥王族獨孤後代，自然，唐太宗李世民也是有着異域血统的“混血兒”，有着尚武基因的唐朝，成就了中國曆史上最爲振奮的太平盛世。

在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在隋朝出現了儒家、法家、佛家兼容的混合意识形態，經濟得到迅速發展，雖然只是國富民窮的虛假富庶景象，让這個王朝僅存37年，但爲更新換代後的初唐的繁榮，奠定了根基——此时，唐朝是作爲隋朝的繼承者出現，而非對立者出現。

公园7世紀的初唐时，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長推爲“天可汗”。那时的長安不僅是唐朝的首都，而且是一個舉世闻名的國際都會，也是東西方文明的交彙中心。丝綢之路在唐朝進入了全盛时期。当时世界上許多國家都與唐朝長安有频繁的交往。

复旦大學曆史系教授樊樹志在《國史概要》中指出：唐人既不是魏晉以前漢人的簡單延續，也不是胡人單向地融入漢族，而是漢胡互化産生的民族共同體。這個民族共同體在唐朝近300百年中，又繼續不斷地與域內和周邊的胡人，以及来唐的外國人混融互化，不斷汲取新鲜血液，因而更加生機勃勃，充滿活力，從而以氣吞日月的磅礴聲势，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怀，刻意求新的獨創精神，締造出中華文明史上光彩奪目的高峰。唐朝前期充滿了文化寬容精神，跨越國界的贸易远远超過了漢朝的盛況，與周邊及远方國家的文化交流也跃上一個新階段，表現出對外来文明異乎寻常的熱烈欢迎。唐文化特別是盛唐文化的繁榮昌盛，離不開当时奉行立足于我、夷爲我用的文化開放政策，在繼承傳统文化的基礎上，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爲唐文化提供了融合的廣度與深度。盛唐社會的自由開放、放任自流，藝坛的思想奔涌、百花齊放，培育了一大批藝術天才，這個时期的詩歌、音樂、舞蹈、書法、繪畫都是空前絕後的，他們交相輝映，勾勒出美妙絕倫的盛唐氣象。

隋唐之後，科舉制盛行，雖然堪稱中國曆史一大進步，但又給社會帶来平鋪散漫的弊端。加上中國傳统政治外儒內法對社會及人性的压制，宋朝之後，中國人開始尚文輕武，又有結合了儒家神權和王權的程朱理學的盛行，雖然文化和學術都到達新的高度，但國人之人格却越加內敛、羸弱、奴化。金胡南下，宋朝潰滅，漢人淪爲殖民地賤民，其慘烈程度，比起五胡十六國时期更甚，承擔着整個中華文脈的傳承與保護的儒家知识分子群體，曆經两三千年，日趨没落，宋元明清四朝，中國社會停滞不前，至滿清时中國文化已失去了蓬勃活力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馮友兰说：“儒家在政治上主张尊君抑臣，故爲專制皇帝所喜；然于專制皇帝最方便之學说，爲法家非儒家，故後来君主多陽儒陰法，陰法則陰法矣，而又陽儒何哉？”

中國傳统文化兴盛于“儒”，亦衰敗于“儒”。可見，即使是回歸東方思想和中國傳统，也要用現代眼光區分精華與糟粕。一味复古，不僅不合时宜，也着实與現实脫節。

去年，看記者對普京總统顧问莫洛夫的專訪，他有一段评價：“相比之下，中國人受儒教思想影響，抱守殘缺，中學爲本，西學爲用，人民始终無法形成强大高效的邏輯思維方式，来来去去都陷于意识形態伪命題，這對于這樣一個大民族是致命傷害。”

莫洛夫的说法似乎有些危言耸聽，但也不無道理，至少，是一面旁觀者的镜子。

我們的國家，也曾有過伟大的文化，曾經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超级大國。滿清以前，中華帝國的GDP几乎占據了全球GDP的大半數以上，我們曾經領先于同时期的世界各國好几個世紀，而到了清末，却迅速衰敗，时至今日，在文化上，也未有真正复蘇的迹象。

正如鲁迅所说：“那时我們的祖先們，對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極堅强的把握，決不輕易動搖他們的自信力；同时對于別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與極精严的抉擇，決不輕易地崇拜或者輕易地唾棄。”“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將被俘来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怀。”

真正的文化自信是對外来文化的自由驅使。

每個时代都有每個时代的文化特性，在撼動了中國三千年之大格局的当代，西方民主、自由獨立、現代文明都是曆史之自然産生的，自不必視爲洪水猛獸。越是抵抗，越是封閉，越顯得自卑、浅薄，越是欠缺大國風度。現实情況是，如今的中國，並没有進入世界的主流，更没有在世界的中心。中國與世界之間，仍有一道堅不可摧、難以逾越的心理長城。古老而燦爛的中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遗産，同樣的，其他國家的文化也是。

一個所谓大國，在世界舞台上，若没有一個文化上的形象，没有优质文化輸出，没有爲世界文明奉獻一己之力，还抱着狭義的民族觀念和狭義的國家觀，即使成爲了經濟上的大國，也只是文化上的小國，依然被國際社會所輕視。

以史爲鑒，中國曆史上縱橫天下的大國时期，無不是對外来文化兼收並蓄、爲我所用的胸襟與氣度，此爲大國風范。中國傳统文化兼具廣度、深度、厚度、温度，又有儒、道、佛、法等各種文化的交織，豐富、多元、燦爛，或氣象萬千、或大氣磅礴、或温潤如玉、或深邃浩荡；回歸東方精神，摒棄的腐朽的、陳舊的、荒謬的種種，重建社會，重建人心，在繼承傳统文化的基礎上，現代法治于政治，傳统禮治于社會，用新的思想去構築新的民族情感共同體。（關于中華文化與現代文明的結合，日本、韓國、台灣已有成功先例。它們的共同點是，政體是現代的，文化是傳统的，整個社會是复合型的文化形態，在現代文明觀之外，又有着质樸的情感链接。）

社會改變的基礎，还是在于人，建設應從心理起，從建設公共理想起。如盧作孚所说，中國的根本问題是人的训练。

看上去，中國人什么都不缺，智慧、毅力、勤勉、奮發，缺的，又是什么呢？如今的國人，真的稱得上是大國之民么？估計，這樣忙于對外宣泄、對內互害的“傳人”，老祖宗都不會認。在這些宏大命題之外，中國人只要能做到做好自己、具備獨立思考能力、不人云亦云、遵守規則、温良包容、有公德、有私德、不爲私利去害同類，就谢天谢地了。

《中庸》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立足于我、夷爲我用”，才是大國之風；

“生機勃勃、自由開放”，才是大國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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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资料：錢穆《國史新論》、馮友兰《中國哲學史》、樊樹志《國史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