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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力荐好书《麦苗青菜花黄》 2018-03-06 00:39:22

胡平:力荐好书《麦苗青菜花黄》


去年5月,香港的田园书屋出版了一本描写四川大饥荒的书《麦苗青菜花黄》,作者东夫,是记者。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我几乎逢人就推荐。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结果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场人为大饥荒。去年2008年,是大跃进—大饥荒50周年。在言论自由的海外,一系列有关大跃进—大饥荒的专着与文章相继问世,在美国还举行了50年来第一次大跃进—大饥荒国际研讨会。在去年出版的有关论着中,有两本特别出色。一本自然是杨继绳先生的《墓碑》,经多位名家评介,已广为人知,自不待言。另一本就是东夫这本《麦苗青菜花黄》,到目前为止,注意到这本书的人似乎还不多。我愿在此大力推荐。


和杨继绳的《墓碑》一样,东夫的《麦苗青菜花黄》也是写大饥荒的。但不同的是,《墓碑》是对大饥荒时期全中国情况的整体性考察和宏观分析,《墓碑》一书的副标题是“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麦苗青菜花黄》则是聚焦于川西平原这一局部地区,其副标题是“大饥荒川西纪事”。《墓碑》是学术的、理论的,《麦苗青菜花黄》则是文学的、历史的。


作者选取川西平原温江地区作为他描述的对象,很有典型意义。因为川西平原历来被称为天府之国,大跃进的号角就是在这里的成都会议上吹响的,四川又是大跃进—大饥荒的重灾区,当时担任省委书记的李井泉是最紧跟毛泽东的,四川饿死人是全国最多的。另外,作者本人就生于温江,长于成都,属于老三届一代,当过知青,当过兵,对四川的大跃进—大饥荒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和记忆,早在文革期间就对这一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关切。作者的父亲是老干部,早先是地下党,后来在四川长期从事经济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四川大跃进期间相关的人和事都非常熟悉。这也为作者了解和研究四川大饥荒提供了若干有利条件。书名“麦苗青菜花黄”取自当时一首流行的革命歌曲。1958年3月,中共在成都附近的金牛坝招待所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曾视察附近郫县的红光社。之后就有了两首歌,一首是“红光社开红花”,另一首就是“麦苗青菜花黄”。


丰富的史料与全景式描绘


在我看来,《麦苗青菜花黄》这本书至少有三大特点。首先是史料丰富翔实。为了写这本书,作者收集了包括数以百万字历史档案的大量史料,采访了数以百计的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其中有些重要的当事人,因为和作者本来就熟悉,或者和作者的父亲是旧交,故而对作者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另外,作者酝酿写这本书是在20年前,那时候很多重要的当事人还健在。这就使得此书在拥有史料方面具有他人(包括后来人)难以企及的优势。早在几年前,这本书的电子版就在下面流传,部分章节还放上了互联网。国内出版的那本张素华写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和杨继绳的《墓碑》,在写到四川大饥荒时,都频频引用这本书。可见其史料的权威性是被同行公认的。


这本书的第二大特点是它的写作风格。197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美国著名记者、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的名作《光荣与梦想》,引起很大反响。很多人读后茅塞顿开:原来历史还可以这么写!东夫这本《麦苗青菜花黄》就颇有《光荣与梦想》的风格。作者笔触所及,上自中央大政,下至基层所为;上至“伟大领袖”的指点江山,天马行空,下至省、地、县、社、队各级干部的所作所为,以及黎民百姓的起伏命运;不但写到政治、经济,而且还写到文化与社会生活,包括社会氛围,一般人的精神风貌,生活习俗,以及歌曲民谣、民间的顺口溜和牢骚怪话,等等。大跃进那几年,我正在成都上小学上初中,读东夫这本书的有关章节,感到异常亲切,许许多多当年的人和事都生动地浮现于眼前。这种感受是我读其他写大跃进时期的书——不管是理论书、历史书,乃至文学书——都不曾有过的。


此书场面宏大而又描写细腻,称得上是对那个时代的一个全景式描绘。由于这一特点,这本书很适合普通读者,尤其是那些未曾经历过大饥荒时代的读者。就体裁而论,《麦苗青菜花黄》也可算报告文学。若角逐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我以为十拿九稳。正想推荐,但可惜的是,朋友告诉我,这项大奖已于大前年停止了。实在令人遗憾。依我看,这本《麦苗青菜花黄》本身还是一部很好的电视连续剧脚本。我希望有一天能搬上荧光屏幕,一定能造成巨大轰动。


贯穿于叙述之中的深刻理解


当代中国之事,有两大难:一是难在揭示真相,一是难在给出解释。依我之见,最难是解释。大跃进—大饥荒的荒唐与惨烈,不要说没经历过的人觉得匪夷所思,就连亲身经历过的人在时过境迁之后也常常觉得不可理喻。《麦苗青菜花黄》这本书是描述性的,不是理论性的。作者很少在书中发议论。但是从他的记叙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深刻的理性思考和精辟的洞察力。这就是本书的第三大特点:作者把他的理解贯穿于叙述,从而使得读者在听完故事之余,也理解了很多原来感到很难理解的问题。这里我举两个例子。


大跃进期间最令人费解的一个现象就是流行全国的浮夸风,上上下下都吹牛皮说大话,高指标高得离谱,放“卫星”更是欺世盗名。那么,这股浮夸风到底是怎么刮起来的呢?《麦苗青菜花黄》这本书告诉我们,浮夸风是因为毛泽东提出的“两本帐”制度刮起来的。毛在58年1月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发明了“两本帐”制度,即在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中央要定两个指标,一个是必须完成的指标,一个是期望完成的指标,后者要比前者高出许多。地方也要搞两本帐,一个是必须完成的指标,一个是期望完成的指标。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也就是说,中央期望完成的,就是地方必须完成的。这样一级一级下来,层层加码,等到了基层,基层的计划指标势必大大高于中央的第一本帐即中央的实际要求。这等于明确规定下面的人搞高指标,而这种高指标可以是虚的,完不成也不要紧。这就给接踵而来的恶性浮夸打开了大门。


在这里,毛的想法是,高指标是迫使下面千方百计夺取高产的强大动力,指标越高,压力越大,干劲越大,要求一万,说不定就能干到三千五千,要求一千,就祇有五百八百了。“放卫星”是同样的道理。郫县红光社宣称他们有一块亩产万斤稻谷的卫星田,地委有干部表示不相信,省委书记李井泉在会上大发雷霆,说:“谁不相信水稻一万斤,谁就不是共产党!”“亩产一万斤是共产党的创造,你不相信,你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你居心不良!”吓得另一位地委干部赶快对李井泉说需不需要我们地委作检讨?李井泉没好气地说“不要”。在稍微平静了一下后,李井泉竟又冒出这样的话:“没有一万,也有五六千嘛,这是群众的积极性嘛……”可见,其实李井泉也不相信万斤田。这一点当时很多农民都看穿了。他们说:“国民党时候瞒上不瞒下,现在是瞒下不瞒上,搞假卫星上面是通了的……”李井泉的逻辑无非是:放卫星表现了群众的积极性,就算数字有夸张也没什么关系,总是增产了嘛。你非要去查个一清二楚,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


大跃进—大饥荒这段历史还有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由于大跃进遭到惨败,毛泽东不得不听任刘少奇等务实派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在62年1月份的七千人大会上也被迫做了点自我批评。在那时,毛的处境显然很被动。然而等到这一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却得到了包括刘少奇等务实派在内的全体与会者的赞同,于是毛重新赢得了主动权。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问题是,毛泽东何以能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走出低谷,化被动为主动,重新主导局面,并为日后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埋下伏笔呢?


《麦苗青菜花黄》这本书用了不少篇幅,记叙了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其中,作者也引述了王光美和刘源的一段回忆录。这段回忆写道,在62年6月,毛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召见刘少奇。刘少奇本来希望毛能接受其他几个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同意农民搞包产到户,但被毛拒绝。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刘冲口而出:“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毛反问:“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在这里,作者加进一句说明。作者指出,毛这样讲是在提醒刘,作为他指定的接班人,他们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读者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刘少奇会顺从毛泽东的原因,因为刘知道,大饥荒的滔天罪恶,其责任不仅在毛,而且也在党。真要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共产党的专制政权恐怕就保不住了。到了8月的北戴河会议,毛泽东讲得更露骨,他一开口就是:“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毛泽东这些话有力地唤起了共产党上层对政权的危机意识。深刻的危机意识强化了中共上层的一体感。务实派领导人发现,为了防止一党专制受到冲击,他们必须注意维护毛的权威,必须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加强国家机器的威慑力。


中共至今仍未还地于民


直到今天,仍有人为大跃进辩护。理由是,当年中共发动大跃进,是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祇不过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犯了很多错误而已。对于这种辩护,先前很多人已经做过反驳。这里祇消再讲一个政治笑话。


问:“共产主义是科学还是艺术?”答:“当然是艺术。如果是科学,他们就该先拿小白鼠做试验了。”


也许有人会进一步争辩说:不,在当年,集体化、人民公社化不是强迫的,而是确实得到广大农民热烈响应的。这里,我引用东夫《麦苗青菜花黄》一书的最后一段:1980年底,因反对大跃进极左路线而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前温江地委农工部部长申培林,终于解除变相监禁,首次走上温江街头,巧遇当年的一个初级社社长,两人打开了话匣子。末了,老社长长叹一声:“哎,三十年啊,冤冤枉枉转了一大圈,如果像你当初说的,入社自由,退社自由,不晓得今天是啥样!”


我敢断言,如果有退社自由,就绝不会有“被集体化”(秦晖语),就绝不会有大饥荒。还要提醒一句,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实行退社自由。不要忘了,当年集体化,农民可是带着属于自己所有的那份土地入社的,真要实行退社自由,谁要退社,就该把谁那份土地再退还给谁。现在吵吵嚷嚷的什么新土改,什么土地流转,其实都不得要领。说到底,不就是承认不承认农民有退出权的问题吗?


2009年4月29日


——《北京之春》 2009年5月号
《胡平文库》读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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