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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冒認史的中國史 — 中國的「歷史悠久」有多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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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型國家論 — 中國納粹化背後源遠流長的大一統神學 2018-08-23 23:53:45

宋型國家論 — 中國納粹化背後源遠流長的大一統神學



對我來說,寫作從來不是一個風雅、情深和令人開懷的活動。




中國政權在疆藏地區設置「再教育」集中營,引起世界關注。中共政權大抵繼承民國時期的「五族共和」觀念,多年來滿蒙疆藏四族在這個國家內的待遇如何,有目共睹;所謂自治區有多自治,亦自不待言。但「中國人」對此大多莫不關心,甚至高舉民族大義和領土完整之旗幟,支持「國家」對叛亂地區大力鎮壓。


港大民意研究多年來也會詢問受訪者對於台灣、西藏獨立等議題的看法。即使到了2018年,仍有62%受訪者表示反對西藏獨立 [1]。若干年前(例如2010年)的數據,反對藏獨比率更高達77%。[2] 可見在號稱比較西化的香港,中國民族主義仍然肆虐 — 無論異族受到甚麼對待,絕大多數中國人仍然認為大一統最重要。民主、人權、公義、民族自決權等等往往要靠邊站。


帝國神學的起源


中國人殘暴對付異質地區,在中共立國之前,早已有之;大一統也不是近代產物,在很多早期中國經典都可以找到。這些經典後來被歸類為儒家經典。挖下去,也是會令人不安的。


例如《禮記.曾子問》:「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公羊傳.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詩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 本來是樸素的自然觀察 — 例如天上有一個太陽;或無害的形上思考,如「天下」(世界)理應是一個、「道」(真理)應該一以貫之等等;但經原始的關聯式思考,可以變成政治思想的依據:即主張統治者理應如天上的太陽,只有一個;而具備合法性的統治,也必須是一元統治,不能容忍諸夏並立。


這種政治文飾的高峰,理論上是漢儒董仲書。他主張「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將天地、國權、君權、父權、夫權一次過整合,形成一套涉及自然和人文政治世界的帝國神學。


中國的原生宗教並非道教,而是由神話中爭奪祭祀權的絕地天通 [3],到現實中董仲舒完成的帝國神學。這套神學已經具備現代中國人的各種精神病,例如皇帝信仰、領土狂熱、正統執著等等。


正統問題看似人言人殊,沒有答案,但古往今來,論說者眾,也是朝野關注的焦點。正如學者黃毓棟說:



「……在傳統中國的政治裡,正統與否關乎政權在民眾之中的認受性,是政權是否合法合理的準則,所以正統與否亦和政權的穩定息息相關,這也是正統論特別受到統治者和知識分子關注的最重要原因。」[4]


然而,這套以皇帝為中心的世界觀,必然建築於以下材料: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一個強而有力的獨大皇帝、一個霸權式的大國家,否則理論很快就會無法自圓其說。


理論無法解釋的現實


漢儒發明的那一套政治神學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隨著現實形勢改變,而不斷下降。東漢三國時期,魏、蜀、吳相繼稱帝,本來是「一」的正統,變成了三個,正統誰屬?一些史家後來選擇了領土最大的「魏」來做正統,繼續講這個正統不斷絕的童話。


但最後「統一天下」的晉國,才幾十年,就滅亡於家族內亂和外族入侵。西晉的末代皇帝晉愍帝被匈奴軍隊殺害之後,有整整一年時間,中國沒有「正統」皇帝,正統斷絕。


後來史家和讀書人繼續視南渡的東晉為正統。但連東晉都滅亡之後,已不知道誰是正統。一些新儒家的學者聲稱,中國是「五千年未曾中斷的文明古國」,這個說法就是來自漢儒以來的帝國神學。但其實這一套到了南北朝時期,就已講不下去。


究竟天下現在由誰操持?哪一個政權才是「正統」?即使是春秋時代的華夷之辯,亦逐漸難以自圓其說。因為西晉以來外族大量內遷,並建立政權,使得過去的華夷界限模糊。當代歷史學者黃仁宇提出了一個歷史分期,謂秦漢為第一帝國、唐宋為第二帝國,明清則為第三帝國。而上面所說的漢儒帝國神學,是第一帝國時期產生的理論,自然無法解釋第一帝國破滅,第二帝國正在醞釀但還未出世的現實世界。


北方系統最後收拾了局面,但北魏、北齊、北周、隋,都是鮮卑人政權,是鮮卑人重建了「一個中國」。


唐帝國建立之後,史官回去編修南北朝史書,乾脆只能北南系統都承認為正統。南方系統,是承接「東晉<西晉<漢<秦<周<古聖王」這樣的體系,自然是正統;但唐帝國繼承的是北方系統,李唐王室又有鮮卑血統,於是北方也是正統,故有「南北朝」的史學分類。


這裡已經看到,古世至漢儒時期發展出來的帝國神學,只是到南北朝時期已經左支右拙,因為理論上正統不會有兩個。但事實上起碼就有南朝和北朝兩個。事實上再細分的話,南朝北朝都不是「一」,而是很多個政權。


宋人的存在焦慮


唐帝國滅亡之後,進入五代十國,就更不要談國家統一、以及一個統治者的大一統理論。這個時期契丹人崛起,建立了自稱遼朝的遼國,是格局之一大變故。雖然最後五代十國的局面由趙宋收拾,「中國」似乎又再回到統一,但格局已經大變。因為在宋國的東北面,有遼國;宋國的西面,有西夏國。趙宋開局,天下已經不是「一個」,這個現實後來就為趙宋的知識份子造成了很大困擾。


如果說趙宋政權是一個人,這個人的聲譽可說非常不錯。宋國文教興盛、商業發達、科技進步,而且皇帝受到士大夫節制,有「不殺士大夫」的講法;歐美及日本史學界亦有不少人高度評價宋王朝治下的「中國」。這段時期的「中國」,成就可謂輝煌。然而,今人極為厭惡、對世界和平造成極大威脅的大一統理論,也正是在這個政治相對開明的時期,再一次發展到高峰。


中國歷史學者葛兆光近年詳細談論過宋國知識份子的轉變。[5] 他指出宋人的「中國」意識變得更加濃重,即強調宋國是「宋朝」,是中心和正統的這個意識。這個時期,儒學和道德教誨相繼復興。但同期的遼國和西夏,已經不是漢帝國面對匈奴的情況。宋人雖然視遼國和西夏是外夷,但事實上這些國家已經學習了中原帝國的組織管理方式,在實力上與宋國相比,尤有過之。


宋國復興儒學,知識份子意圖在思想上收拾過去紛亂不休、正統不明的局面,但他們面對的已不是過去中原人瞧不起的蠻夷,而是敵國。而宋國在實力相當,甚至不能力敵的情況下,亦與這些敵國簽訂了若干條約,輸幣以保太平。


在這種情況下,自視為正統和天下中心的宋人,要為「我朝」定位,就變得很困難和緊張。特別是遼國勢力之大,是一路以來「正統史書」所不願多提,以致我們通常忽略。遼國勢力之大的痕跡,可見於今日的俄羅斯、中歐諸國在語言上,均以「契丹」稱呼中國,可見當時歐洲人認同的遠東代表是遼國。


由於現實特別是外交形勢緊迫,宋人知識份子的「存在焦慮」就變得嚴重。儒學再興,當中的中華思想、華夷分際、正統辯論等等再次成為討論熱點,並非偶然,而是由艱難的現實所觸發。


梁啟超在他的年代已經總結過:「正統之辨,防於晉,而盛於宋。」而葛兆光的講法是:



「北宋一切都變化了,民族和國家有了明確的邊界,天下縮小成中國,而四夷卻成了敵手。 宋遼間的『南北朝』稱呼,使得中國第一次有了對等外交的意識,漫無邊界的天下幻影散去後,邊界的劃分、貢品的數量、貿易的等價、使節的禮儀等等,都開始告訴人們『它者』(the others)的存在。 『積弱』的現實和『自大』的意識,事實上對等的外交和仍然使用的天朝辭令,如此反差巨大,使得這些懷抱華夏文明的自豪感的士人頗為尷尬,這在唐以前的中國是幾乎沒有的。」


在這樣的宋國之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就是其中犯「存在焦慮」的知識份子。他寫了一篇當時引起不少反響的文章〈正統論〉,在這篇雄辯滔滔的政論中,歐陽修也許總結了自己編修五代十國時期史書時的困難,即是怎樣看「正統」歸屬的問題。怎麼看前代,就關係繼承前代的「宋朝」怎樣定位。而他的理論也一直影響之後的知識份子,乃至今日的中國人。


正和統是兩個分數指標


歐陽修也是由古世開始一直講到自己的時代,他認為「正」、「統」是兩個概念。「正」是關於禮樂和道德,所謂得位要正;而「統」則是空間和領土的統一,能夠「合九州於一」,就是「統」。


在他的模型中,除了神話中的「三代」,現實中的不同時代的中國政權,有時難以正、統皆備。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例如東周;有的是純粹用武力統一天下,但道德有虧,「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例如晉、隋。有時正統會斷絕,他稱為「絕統」。雖然如此,但歐陽修評論「朝代」是否正統,已開始露出多少現實主義的端倪。


例如秦統一六國,他認為再怎樣都好,它始終「統一」了中原所有領土,混一宇內;既然夏、商也出過「桀王」和「紂王」兩個暴君,仍未除名於正統,那麼秦亦自然不可「偏廢」。


這個原則是說,一個政權能夠統領最多的土地,它就能得到很多的「正統」分數。而傳統而言的中國人,看待一個政權是否具有合法性,並不是看它是否「依法治國」或者晚近的「維護人權」,而是看政權是否「正統」、是否符合「道統」。由歐陽修開始,「合天下於一」的重要性就開始超過「得位於正」。他認為「王者所以一民而臨天下」,一個「有統無正」的政權,優於「有正無統」 — 你得位有多正都好,但沒有絕大多數的領土,你的「正統」分數就很低。


宋人的菊與刀


為甚麼歐陽修會這樣說呢?這與宋人給予我們「崇尚道德氣節」的印象不一樣。這要回到宋國建立於甚麼之上。宋國的開國皇帝趙匡胤,本來是後周政權的「殿前都點檢」。後周是「五代」的最後一個政權,屬於北方系統;而北方系統沒有承接東晉的「正統」,所以為了解釋為何北宋也是正統,歐陽修的模型就只能走向承認「實力主義」、高舉「領土原則」,這樣才能解釋到「本朝」亦是正統。


而這套「實力領土主義」的正統觀,啟發了北宋另一個文豪蘇軾。蘇軾直接認為「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即擁有天下就是正統,「歐陽修模型」的影響可見一斑。


這種蘊含著暴力陰影、實力至上陰影的言論,很難想像是出於看似淡素娥眉的北宋知識份子。但他們對政權和正統的看法,就是如此武裝。


可以想像宋人面對遼國(加後來的金國)強大的威脅,覺得不能再溫柔恭儉讓,一定要搞清楚自我定位的問題,即是要無所不用其極地強調自己是玄門正宗,在信心和士氣上鼓舞宋人共渡時艱;讓自己相信無論遼國有多強大,宋國才是天下的主人;遼、金是宋有待收復的失土,而非反過來,宋是某種割據的偏安政權。雖然從來沒人會認為宋人尚武,但正是由於現實無法尚武,它的精神是尚武的。


正如日本武士道的經典 — 《葉隱》,主張武士在君主看不見的地方也要忠心,因而得名;又有「武士道即死之道」的名言,提倡視死如歸。但作者小時候體弱多病,醫師認為他活不過二十歲;而這套思想產生的背景,卻是武士階級開始「萎靡不振」、武力廢馳的時代。思想和現實的關係,往往是一種弔詭的背反。(《葉隱》於1716年成書,距離德川家康於1601年建立幕府,承平日子已過了一個世紀)


但宋人這種武裝的歷史觀、那個觀念中由「天下」縮水成的「中國」,不幸流傳了下來,成為當代中國人的信仰之一。正如今日的中華民國和中國人民共和國,前者受禪於大清,大清還是簽了白紙黑字的退位詔書;但共產黨靠軍事行動建國之後,由於領有中國絕大部份土地,所以在今日中國人和「海外華僑」眼中還是「正統」,即使大家心底裡都對建國以來的各種政治大迫害、大屠殺不以為然,但沒有「正」(道德),有「統」(領土)還是好的。這裡可以看到歐陽修 — 或者廣義的宋人 — 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宋型國家包括今日的中國


我們也可以武斷,今日中國人的官方民族主義,有歐洲民族主義之形式,但底下的精神,還是來自趙宋以來的國家論。宋人的國家,已不是無邊界的「天下」,而是有疆界的「國家」,而且無時無刻受到敵國的擠壓。


現實的無能,反而會激發思想的亢奮。在葛兆光的討論中,還提到宋人的多方面緊張,包括對外族的出入境管制、禁止向外輸出文化典籍等等。在開明的印象之下,真實的大宋並不是沒有「排外」和內向的一面。


正因為當時東亞的國際關係如此均勢和緊張,尊王攘夷、華夷之辯的思想再興,其中的轉折很大。「唐宋」經常被視為一個詞語,但盛唐時期的天下氣象,胡漢混雜,不可與宋人的處境同日而喻。宋遼、宋金、宋蒙的敵對關係,為之後「漢族中國」的模型定下了基礎。即是本來的天下帝國,慢慢縮減為「中華」、「漢人」(即使是胡人歸化或冒認)之國,外族是不包含的。


正如蘇軾所說:「王者不治夷狄」,現實所限,他們已不再妄想治理天下,而是想區隔外族,管好自己就算。這個思想流傳下來,導致之後的中國即便已通古斯化,成為蒙古人、女真人帝國的一部份,單一民族主義還是其文化底蘊。


漢族一旦翻身建國,也要針對屠殺異族。到了清末革命季節,大量滿州人被屠殺,也是絕少提於歷史書,而革命黨之後強迫滿蒙藏疆四族,與漢族「共和」,但國家實際上卻是宋型、大漢的國家,領有清人吞佔的外族土地,卻希望區隔外族;外族被迫做「中國人」,卻同時慘變少數以及被殖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也是強敵圍堵,先後與蘇美敵對,其處境之緊張,也無異於當日的宋國。國家現實上越積弱,思想上就越自大、越單元。現代中國繼承的是一個多民族帝國,但兩個共和國治理異族的手法,皆為宋型,沒有多民族帝國的氣象。這幾種思想和現實的交纏結合之下,就變成這樣:「土地我們是要的,但那裡的異質性,我們不想要。」再落地一點說,那就是「人滾地留」的出處、殖民清洗政策的遠源。


宋以後的「中國」越來越內向,它治理不到多民族帝國。元帝國和清帝國都是通古斯民族主導,後者可以成功製造一個統治多個民族的模型,並不是偶然。女真人可以,但漢人就是不行。漢人作為民族,已經在趙宋時期凝固。即使共產主義來了,它還是沒能搞多久世界革命或世界主義。在早期,中共曾經打算用「階級」來團結這幾個民族,但不久就失敗了,之後又回歸內向:大漢主義和區隔異族。


納粹中國的文化基底


這裡就是所有事情的弔詭之處。內心和現實情勢越緊張的「中國」,就越要強化上述的儒家型思想。中共的政權合法性緊張,所以更要強調「統」那方面,就是共產黨政權能保衛領土完整、是反獨希望;華夷區隔,體現於異族集中營;宋型的內向精神,可見於中國不接受「普世價值」的國情特殊論;正統論,無日無之,看中國不斷打壓台灣(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活動,以及不斷強迫全世界國家跟她那一套「一個中國」,即已明瞭。


這些合起來,就是傳統「大一統」思想的現代發揮。很多人認為共產主義進入中國之前,一切都很好,實乃過度簡化。很多東西,在中國歷史文化之中早已具足。


所以香港人那一種「我不愛黨,但我愛中國歷史文化」的自以為乾淨的企位,是一種對不公義傳統敬意溫情過度的容忍。


西方特別是美國,近來才感嘆自己的中國政策有問題,當初認為支持中國走出孤立、發展經濟,就自然會開出民主、憲政、人權等意識,那是太少看了中國文化。等於他們太少看伊斯蘭文化一樣。今日中國官民的納粹式行為和思想,倒是有不少轉化自傳統文化。「君子位居正,王者大一統」的追求,實行起來,和納粹德國主張的「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元首」(Ein Volk, Ein Reich, Ein Führer)有甚麼大分別呢?第一次可考的種族屠殺,不就是秦始皇派兵「南攻百越」,「合天下為一」嗎?


中國人自古以來有一套帝國神學,在它上面,不具備太多民主人權自由生根的土壤,馬克思主義不是唯一的重點。中國人不信神,但信皇帝和國家。對憲政民主而言,她在中國的敵人不只中國共產黨,還有「自古以來」中國文化底下的大一統神學。怪不得劉曉波會希望中國受外國殖民三百年,因為中國底下的東西,很深很黑暗,它與現代世界的距離、面臨的種族和民族問題,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嚴重。


 


注釋
[1] 港大民研 2018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release/release1515.html
[2] 港大民研 2010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release/release743.html
[3] 關於傳說中「絕地天通」與大一統思想的關係,我在本欄也寫過一篇:「朝代」二字背後的中國式變態 — 從顓頊「絕地天通」到習氏「中國夢」
[4] 黃毓棟:統而不正 — 對魏禧〈正統論〉的一種新詮釋
[5] 葛兆光:「中國」意識在宋代的凸顯 — 關於近世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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