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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已經稱帝的習近平會「緩稱王」嗎? 2018-07-31 19:41:20

【評論】已經稱帝的習近平會「緩稱王」嗎?





余杰專欄



當習近平遇到執政以來最大的危機之際,親習近平的「多維新聞網」發表了一篇饒有意味的文章《汲取朱元璋智慧,學者呼籲中國「緩稱王」》。

文章指出,「以中美貿易戰為自我反省的契機,中國『朝野』上下開始思索這多年來也許過於激切的大國心態。」文章引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李巍在第十一屆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術共同體年會「世界政治的分化與重組」中的發言,「當前形勢如同元末朱元璋所在的各地農民起義蜂起場景,如果要成長壯大便需學習其智慧,實施『高築牆、廣積糧及緩稱王』這三大戰略」。

 



第十一屆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術共同體年會。圖片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這則報道跟此前北京借助已被馬雲購買並控制的香港《南華早報》的報道「習近平從未放棄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遙相呼應。

所謂「高築牆」,李巍指出,這是「防禦性的軍事戰略,畫地為牢」。中國的軍事戰略仍然應該是保持防禦性的軍事戰略,維護自身的核心利益,清晰的界定自己的利益範圍,讓各方都知道中國的清晰的防禦性戰略。積極發展軍事力量,維護自己已有的戰略範圍,而不是擴張自己的戰略範圍。

所謂「廣積糧」,李巍指出,「中國仍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目前人均GDP低,社會運行效率低下。而強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才是進行國際戰略競爭的力量之源,對於長期的國際戰略競爭至關重要。「廣積糧」的另外一個意義就是要為科技型企業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包括融資、智慧財產權、基礎設施及稅收條件等等。李巍認為,今天中國和美國競爭的能力還不如當年的蘇聯。

所謂「緩稱王」,李巍指出,轉化成現在的術語就是「不與美國爭奪國際領導權」。對於大國來說,國際領導權是極具誘惑力的。中國曾經參與國際領導權之爭,就是1957年11月的莫斯科會議。這次會議被認為是中蘇關係的重要轉捩點,中國提前拉開與蘇聯的領導權之爭是重大戰略失誤,帶來嚴重後果,中蘇環境的惡化直接導致20世紀60年代中國外交整體環境的惡化。

李巍總結稱,中國目前只有堅持「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這三大戰略,才有可能在日益險惡的國際環境當中度過「未來黑暗的十年」。

當然,李巍並非反對民族主義和一黨獨裁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他提出的建議只是為習近平和黨國「分憂」。他也指出,並非建議中國永不充當世界領導者,而是「稱王」需要一定的條件:

第一,中國的經濟總量要趕上美國,最好能夠超過美國的百分之一百五;

第二,中國在若干關鍵領域成為技術的領導者,包括航空航太、軟體系統、通信、晶片等當今國際戰略競爭的核心,若關鍵技術上無法成為領導者,則很難再政治上成為領導者;

第三,人民幣需成為主要的國際貨幣,上海需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從而使中國可以塑造甚至控制國際資金的流動系統,以便增加中國在國際戰略博弈當中的地位;

第四,中國必須建立一種可以持續性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從而確保自身內部的穩定性。

李巍提出的四個條件確實非常重要。但他身在體制中,在現有輿論環境下,許多話只能點到為止、欲說還休。其實,第四點是前面三點的前提條件,所謂「可持續性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就是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模式以及自由市場經濟——此種普世性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才能將中國帶入文明社會。

然而,在此種普世性的政治與經濟體制中,是沒有共產黨的位置的,兩者是格格不入的。

那麽,已經「稱帝」(取消憲法中最高領導人任期限制)的習近平會謙虛地接受「緩稱王」的建議嗎?已經當上皇帝的人,卻連國王的稱號都不能享有,習近平會選擇此種「戰略性的退卻」嗎?我的推測是否定的。原因有三。

首先,若在獨裁者正式稱帝之前,「緩稱王」的建議或許有可能被其接納;一旦獨裁者稱帝成功,「緩稱王」就成了一個落伍的、不切實際的建議。

梳理中國漫長的歷史,大概只有袁世凱在內外交困中自動取消帝號。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召秘書張一麟起草文告,宣佈取消君主立憲國體,退回各省區推戴書,所有籌備事宜停止,中華帝國隨之流產,張一麟如此憶述當時情形:「那天,項城把我叫去說:『我糊塗,沒能聽你的話,以至於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並將擁戴書焚毀。

我說:『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說:『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別人。』袁還說:『有國士在前,而不能聽從其諫勸,吾甚恥之。……總之,我歷事時多,讀書時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袁尚有知恥之心,且為稱帝失敗憂憤而死。習近平恐怕連袁世凱的這點自知之明和懺悔之心都沒有,他不可能將憲法修改回去。

 

1914年12月23日即農曆冬至,袁世凱祭天儀式。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在中共的體制中,最高領導人是「全知全能」的,永遠不犯錯誤,也不能認錯。毛澤東至死也不承認文革錯了,挑選了願意捍衛文革遺產的華國鋒作為接班人。鄧小平至死也不承認六四開槍殺人錯了,堅信「只有殺人才能換來穩定」的「硬道理」。

而中共的領導人一旦認錯,就會成為眾矢之的,威信掃地,乖乖下臺,備受羞辱。華國鋒和胡耀邦都是如此。若習近平接受「緩稱王」的建議,就意味著公開承認此前的「暴走」錯了。一旦認錯,就要為錯誤承擔責任,甚至為此出讓部分權力。

若此「多米諾骨牌效應」一旦啓動,習近平過去六年來好不容易集中的權力,就會像手掌中的流沙一樣失去,以後能不能過上「富家翁」的生活都很難說。在中國歷史上的亡國之君中,除了「樂不思蜀」的蜀漢後主劉禪之外,極少有人能保全性命的。

其次,以習近平的蠻橫自負個性,遇到危機的反應,當然不是審時度勢、調整策略,而是一意孤行、「不到黃河心不死」。在7月4日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講話稱,中共中央是大腦和中樞,必須有「定於一尊、一錘定音」的權威。

在7月17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會議上,中國第三號人物、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重申這八字表態,而且強調了「黨中央」的概念——「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所謂「定於一尊」,就是「稱帝到底」,就是「緩稱王」之反面。此典故出於《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李斯向秦始皇進言,「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然而,這個詞語在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都具有相當負面的涵義。中共的宣傳機構以及習近平本人在此前都是在負面的意義上使用它的。

2017年,中國地方黨報《山西日報》在評論文章中寫道,「定於一尊」意指「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並稱「歷史上正是這種『定於一尊』的專制統治,加速了秦王朝的覆亡。」而就在兩個月前,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活動上指出,「社會主義並沒有定於一尊、一成不變的套路」。

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也曾表示,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不能定於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國政治制度模式」。最早在2014年,習近平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優秀作品並不拘於一格、不形於一態、不定於一尊」。

如今,習近平否定自己的講話,要加速集權,可見其在嚴峻的危機面前,方寸已亂。他不是要「緩稱王」,而是要拼命確立秦始皇般「定於一尊」的地位。然而,「定於一尊」的結果必然是「毀於一旦」——眾人眼睜睜地看著習近平作為船長,駕駛著中國這艘巨輪撞向冰山,而所有人都只能沉默是金、甘當陪葬,否則就是「枉議中央」、立即砍頭。

第三,即便習近平想「緩稱王」也來不及了,美國和西方世界在前幾年裡已看清楚了習近平的真面目,不再相信他是「無害」的了。7月18日,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多夫•雷在阿斯本安全論壇上表示,雖然俄羅斯需要「積極」應對,但中國才是美國最廣泛、最具挑戰性、最嚴重的威脅。

 
 
維基百科上關於中國間諜的清單。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中國傾舉國之力,在美國從事以商業間諜以及傳統間諜活動。……FBI在美國所有50個州的每一個州,都有可追溯到中國的經濟間諜案調查,涉及所有方面,包括從愛荷華州的玉米種子到馬薩諸塞州的風力渦輪機。因此,美國不能低估中國間諜案的數量、普遍性以及重大性。」

克里斯多夫•雷指出,中國正努力使自己成為「世界上唯一主導的超級大國和唯一主導的經濟強國」。中國正試圖取代美國的角色,中國的威脅是長期的,集中於幾乎所有行業和美國社會的所有角落。」他表示,美國的不同政府部門和國會已有共識,開始醒來,睜開睡眼。「美國正處在轉過身來,更認真對待中國威脅的時刻。」

克里斯多夫•雷表達的當然不單單是其個人看法,而是川普執政以來少有的在美國兩黨、三個權力分支以及朝野所達成的共識——「中國威脅論」不再是「狼來了」的喊聲,而是觸手可及的現實。

當年美國意識到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的挑戰晚了一步,今天美國意識到中國的挑戰也晚了一步。但「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一旦美國覺醒過來,全力反擊中國對戰後美國創建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腐蝕、攪擾、破壞,必將重拳出擊、決不姑息。看看此前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及蘇俄的下場,就一清二楚了。

李巍給習近平的建議整整遲到了六年。時勢早已今非昔比,晚到的建議變成了惡意的嘲諷。所以,李巍不太可能憑藉此一「忠告」而得到習近平的賞識,而早已把底牌全部亮出的習近平也不可能使用「緩稱王」的招數暗渡陳倉,然後一鳴驚人、一飛衝天。
六都春秋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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