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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劉霞赴德,看邊民「裡通外國」之必要 2018-07-11 22:05:08

從劉霞赴德,看邊民「裡通外國」之必要


劉霞,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劉霞,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香港人讀中國史,一定做的「國民教育」,就是大清衰落,然後列強瓜分、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之後一直混亂到中國改革開放,公主和王子就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這就是我們的國民教育。香港史被置於「割地賠款和喪權辱國」之下。香港從大清的領土割出去,然後國家分裂,然後國家衰弱,然後百姓受苦。


在香港人和中國人眼中,大一統等於強大,分裂等於衰落。但現代中國的政治犯點解有得保外就醫?是當權者大發慈悲嗎?是因為香港有班人日夜在講耶穌嗎?都不是。那只是因為中國與外國作了某種交易。在劉霞的例子,可能是美國在貿易問題上對中國狂轟濫炸,中國想拉攏德國和歐盟對抗,亦在中德即將商談國事之前,「製造良好氣氛」。這是外力介入的結果。


政治犯因為成為交易,成為貨物,所以才有脫身可能;如果沒有外力存在,即是沒有接貨人,這宗交易就沒有可能發生。


越大一統、越自主、越不受外力影響的帝國,當權者的權力就越大,當中是沒有交易水位的,那裡只有基於皇帝意志的分配。當他要弄死你的時候,是天下之大,無處容身。但如果帝國處於弱勢,個體才會有機會「命運自主」。


春秋戰國時期,你犯了一國的罪,就流亡去敵對的鄰國,說不定還會被視作上賓;鬱鬱不得志的遊士可以四處搵工,被一個老闆拒絕了,還可以找其他國家。但我們現代人,往往一邊同情帝國中的政治受難者,一邊又認為帝國領土不可分裂、分離會導致國家衰弱。


這個矛盾的價值觀是從小開始培養的。例如趙宋被視為弱勢,而討論趙宋官制的時候,一般書本都會說她「政出多門」,因此沒有效率,造成財政負擔。但問題是發展出一套互相制衡的文官制度,一定有其好處,那是具有現代精神的分權;孫文四處煽動人搞暴動、搞暗殺和恐怖活動,東窗事發,還可以躲入租界中的外國使館。在西力不曾東漸的時代,革命黨沒有外國勢力可以援引,就會變成普通的「國內民變」。殺人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


北洋政府也被視為弱勢時期,但其實正是因為它弱勢,學生火燒趙家樓、痛打「賣國賊」,竟也沒有甚麼後果,因為政府怯於全國言論。還有租界,在民族主義史觀之下,像《精武門》的故事,租界是「華人之恥」,因為領土喪失了。但租界同時是新思想、新觀念和多重勢力滋長的地方。有兩個權力機構,好過一個官老爺說了算;有很多個權力機構互相競爭就更好。


民主救國?但那還不是個實然的大帝國?那不是民主還是專制的問題。因為民主的國家如果夠大、夠不受制衡,都會腐化。西班牙據說也有民主制度,但她還是會迫害分離主義地區。為甚麼中國官方一聽到外國勢力就跳起來呢?因為她知道外國勢力一到,便不是她說了算的獨大局面;因為她記得自己本來都是另一個外國勢力的境外分支。


因此,中國官方跟香港、台灣、東突厥人、圖博人談甚麼,都要你先服從一中政策,在這個架構下跟他談。那完全不是因為中共很在乎民族統一,而當你跟她同意是一國之內的事,那一切便是一個主權之下的閉門打狗格局。


即便是西北集中營裡面傳來的哀號,在一國一家的架構裡面,不過是自家一頭狗吠幾聲,鄰居怎麼干預?在任何時候,格局一變成閉門打狗,便是共產黨最高興。一個家裡面的孩子有意見,父親聆聽申訴,從善如流是人情;拿起藤條就打,是道理。這就是家,這就是「主權」。還記得某港獨之父曾說過,以國家名義殺人不犯法嗎?那就是說主權在二戰後秩序之中,始終是至高無上。而主權就是那萬里長城,下面埋著很多人權的枯骨。


至於香港,大多數時間,政客總是懷有民族感情和民族禁忌,或者因為一些更深的理由,而有意無意將香港問題困鎖在一個國家之內去申述和處理。例如佔領時期,美國國會一個委員會據報邀請學聯派員出席聽證會,申述香港民主人權狀況,但不知為何當時的學聯拒絕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當中是因為執行困難,還是有人恐怕學聯成員在那個「敏感時刻」赴美,會「激嬲共產黨」,會「俾藉口中共唔俾民主香港」,不得而知。


但佔領失敗之後,不少年輕政團也開始做多了自己的國際遊說工作。因為大家都明白要將香港問題國際化。不是說國際化了,事情就會馬上好;當年學聯去了美國國會,香港也不會馬上有民主。只是說機會用盡了還是輸,輸得至少比較情願和認命。


在劉霞的例子,並不是任何依法依理的維權和道德說辭救了她,而是那個最受討厭的美國總統發動了一場貿易戰,因勢利導之下,拯救了一個精神肉體飽受折磨的政治犯。因此事情的深刻教訓,也十分簡單:香港人不能再忌諱「裡結外人」,不應再害怕國家分裂的想像。這個心魔,從死的歷史書播種,到活的官員澆水打理,種得很深,使我們錯過了很多,使我們枯萎成一宗家庭暴力事件裡的苦命家嫂,使我們有機會的時候,也要為老爺守著這個家,等老爺可以在內憂外患中回到氣。


六四血腥鎮壓前後,中國曾經很弱勢。但香港有人一手取消了三罷,幫中國在大後方守住了鎖金窩,之後又有人勸白宮不要再嚴厲制裁中國……從來香港的繁榮,有賴帝國的崩裂,帝力無有之處,滋長出香港人熱愛的自由。事實上就是中國不好,香港幾好。但所謂的愛國心、「愛國不愛黨」、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說到底都是支持帝國重新建立,撥亂反正,那麼結果自然是香港消亡、帝力再臨。


所以說愛一個大中國、秋海棠地圖,以及愛人權,愛普世價值,過去尚可混為一談,現在已經不能相容。就算小如一個釣魚台,一個愛好自由的人,怎會披著五星紅旗去守護呢?土地拿來,不也是皇帝的私產嗎?不也是令皇帝更加權勢薰天,而個人更沒有資源可以抵抗?愛國的人,自然會支持中國擁有;但理性的人,會支持日本或者其他國家擁有。


一邊哀憐政治犯,一邊發強國夢,這是自相矛盾的。所謂民主中國,也不過是另一個版本的大帝國。而大帝國總是盛產不公義的。其實香港人的傳統和傳說,從來不是精忠報國那一類。而是帶路的阿群、張保仔、盧亨魚人,所謂引入外國勢力、脅洋自重、數面交易,而不是道德勸說、表演作秀,從來是這一邊的偉大傳統,一個有待重現和重光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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