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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劉霞赴德,看邊民「裡通外國」之必要
余杰:中美貿易戰中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余杰:告密之國 2018-07-08 17:46:21

余杰專欄:告密之國



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有重返告密者主導時代的味道。(美聯社)

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有重返告密者主導時代的味道。(美聯社)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吳曉求在畢業典禮上致辭,標題是『堅守人生的底線』,勸告學生不要當投機鑽營的告密者。


吳曉求說,人生的底線,就是道德的底線、良知的底線、人性的底線。他特別強調良知的底線,或者說道德的底線。他認為主要有三點:第一點是不撒謊。第二,不告密。第三,不獨利。而不告密尤其重要,「要做一個光明正大的人、堂堂正正的人、心中坦蕩的人。」他指出,「告密者,一般都投機鑽營,靈魂和心裡都是扭曲的。告密者的眼神是遊離的、黯淡的、陰沉的」。


吳校長的講話引起了轟動,在中國的網路上瘋傳。這本身就是一個讓人悲哀的事實:在任何一個正常和健康的國家或社會裡,大學校長的畢業致辭都不會以勸告學生不要告密為主旨,因為在一個正常和健康的國家或社會,不會有鼓勵、支持、倡導告密的制度及文化,人們理所當然地鄙視和厭惡告密,告密者也不可能通過告密從掌權者那裡換取什麽利益和好處。


然而,在習近平掌權後的中國,文革中風行一時的政府鼓勵民眾告密和民眾爭相告密的情形又死而復蘇了。中國校園裡正流行著告密風暴,告密風暴已導致十多名大學教師被開除、被取消教師執照、被處分。大學校園裡,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吳曉求在畢業典禮講話,要學生堅守人生的底線莫當鑽營的告密者。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吳曉求在畢業典禮講話,要學生堅守人生底線,莫當鑽營的告密者。

文革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文革的標誌之一就是告密盛行、防不勝防。作家章詒和曾經揭露説,名噪一時的翻譯家和作家馮亦代就是一個告密者,此事讓中國文化界為之震驚。其實,豈止是馮氏一人,上至毛澤東的副手周恩來、周恩來的副手鄧小平,下至引車賣漿之流,告密者無處不在,充斥了中國社會的每個角落。


共產極權主義的統治特徵,就是「挑動群眾鬥群眾」。史達林時代的蘇聯也是一個告密者組成的社會。英國學者奧蘭多•費吉斯就此一主題寫了一本厚厚的書:《耳語者:史達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這些世界在威脅我們,像一顆顆顫抖的葡萄粒,/懸掛著,像被盜的城市,/像金色的失言,像告密……」經過改造的蘇維埃人,既恐懼政治權力,又對它無比崇拜。費吉斯指出,他們幾乎每個人都成了「耳語者」——或藏身於角落竊竊私語、互訴衷腸,或暗中迎合,成為向當局告密的舉報人。


《耳語者》中列舉了一個關於告密的典型案例:十五歲的蘇聯少先隊員帕夫利克,向政府舉報了自己的父親特羅菲姆•莫羅佐夫,出售假證件給那些特殊定居地的「富農」流放者。帕夫利克當眾譴責父親的罪行,並告訴法官:「他曾經是我的父親,但我已不再認他為父親。我這樣做,不是作為誰的兒子,而是作為一名少先隊員。」特羅菲姆被送去了勞改營,後來遭到槍決。


由於帕夫利克在上次的舉報上受到了表揚,後來變得愈加大膽,開始接連舉報周圍村民隱藏穀物或者反對集體農莊,引起了公憤。1932年9月3日,帕夫利克被發現死於他們村莊附近的森林,據說是被他們親戚刺死的。最終,莫羅佐夫整個家族受到了審判,除了伯父逃過此劫,他的祖父和祖母,堂弟和教父,全都被槍決。帕夫利克死後,成為了一代人的英雄,高爾基呼籲為這位年輕的烈士建造紀念碑,號召全體小學生學習這種完美的少先隊員精神。


對告密者的讚美和頌揚,毒化了一代人的心靈世界和精神生活。費吉斯在《耳語者》中寫到:「整整一代的孩子們從帕夫利克的身上學到,與親人之愛及其他個人關係相比,對國家的忠誠則是更為高尚的美德。舉報朋友和親戚不是可恥的,反而是愛國熱忱的表現——這種想法借助於這場個人崇拜,植入了千百人的腦子,成了每個人蘇維埃公民的切實期待。」所以,他們告密的時候,不會有任何心理障礙和愧疚感,而是理直氣壯的,甚至被自己大義滅親的舉動所感動。


那個時代的蘇聯,對許多普通人來說,被捕是沒有理由的,有可能是被你的鄰居舉報了,有可能是你的親人被捕,你是家族的一份子同樣要被捕流放,有可能你發了一句對最高領袖的牢騷恰好被路過的人聽到,各種荒唐的緣由不一而足。這種「隔牆有耳」或者「小心你的舌頭」成了耳語者產生的條件。隨時被捕的那種提心吊膽的恐懼,構成了大清洗時期的公眾常態。這個時候,你甚至渴望被捕,因為一旦被捕就意味著塵埃落定,你不需要抱有任何幻想,等待命運的判決,或生或死,或流放或槍斃。《耳語者》中,一位被捕的電影編劇回首往事,他對這種狀態有個很好的形容,他覺得大多數人因為恐懼陷入了癱瘓:「像是處於一種催眠狀態,實在想不到抵抗或逃跑。」



赫魯雪夫和史達林,1936年(取自維基百科)


赫魯雪夫和史達林,1936年(取自維基百科)

俄羅斯人已然告別了被告密者主導的時代,中國人卻仍然深陷在告密文化中無法自拔。習近平理想中的中國社會就是靠民眾自我審查及彼此監視來維持。對於統治者來說,「告密者國家」的模式比「員警國家」的模式更加高明——如果有人膽敢用墨水汙染統治者的畫像,根本不需要員警用各種高科技的刑偵手段去破案,一定會有目擊者主動去有關部門告密。很多時候,作為志願者的「朝陽大媽」比專職的員警還要管用。習近平的統治基礎,是數百萬全副武裝的軍警,更是數千萬無所不在的告密者。


生活在遍佈告密者的環境中,對於堅持説真話的人來說是極為痛苦的。當年我在北京生活的時候,除了每天要面對安裝在我家門口的攝像頭之外,小區的保安、國保員警僱傭的「聯防隊員」以及那些假扮成熱心讀者前來與我見面的密探,成了如同我的家人一樣與我如影隨形的人物。當國保員警審訊我的時候,他們的面前通常擺放著一疊厚厚的資料,就是那些告密者每日撰寫的關於我的一言一行的報告。


我的朋友、作家冉雲飛早在十多年前就開始收集資料、計劃撰寫一本《中國告密史》,但迄今為止仍未完成——大概資料太多了,汗牛充棟,讓人咂舌。如果完成,一定是一本比《耳語者》更厚重、更黑暗的書。寫這樣的書是痛苦的,甚至比寫《南京大屠殺》的張純如還要承受更多的痛苦,所以需要非常堅強的意志力和心理承受力。張純如寫的,是已經定格為「過去時」的事情;「告密史」寫的,是仍在繼續上演的「正在時」的事情——冉雲飛和我一樣,都是告密惡行的受害者。


雖然《中國告密史》的完成遙遙無期,但冉雲飛在《目前的告密運動》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告密是專制社會常用的手段,其統治成本相對較低廉,所以幾千年來中國史不絕書。告密是利用資訊不對稱來掌控他人權利而使統治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更是對‘囚徒困境’的一種極端運用形式。利用告密方式統治國家和社會,固然可以拘捕到那些統治者的反對者,在某種程度上肅清異見,但通過告密達到的最佳效果,卻並不是顯性的懲處。告密如果所告屬實固然也令人恐懼,更重要的是因為各種利益摻雜其間的誣告,令民眾在生活中防不勝防。這防不勝防,與『防人之心不可無』的制度文化結合在起來,不僅成為中國人處世態度的一部分,也從側面證明告密溫床在中國有著深廣的傳統,對我們追求幸福生活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可以說,哪裡有告密,哪裡就有獨裁和暴政,哪裡就沒有自由和安全。


告密固然是幽暗人性中的一部分,人類存在一天,它就不可能絕跡;但是,如果統治者鼓勵和獎賞告密,讓告密成為其精巧的統治術的關鍵組成部分,那麽,這個社會的敗壞和沉淪就指日可待。這就是今日中國社會的現狀。


*作者為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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