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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是獨裁專制的幫凶----黃文雄《儒禍》
​龍椅,為誰而設?
余杰:「北大三君子」假新聞背後中國民間的懦夫心態 2018-04-18 22:33:11


余杰:【評論】「北大三君子」假新聞背後中國民間的懦夫心態





余杰專欄

2018-04-17 | 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常務副院長李沉簡

日前,「北大三君子」事件在中國民間和海外媒體傳得沸沸揚揚。事件緣起於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常務副院長李沉簡在微博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挺直脊樑拒做犬儒》的文章,談及戊戌變法和蔡元培多次辭職等北大校史上的事件,並聲稱:「自由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有骨氣的人們付出沉重的代價換來的,其中北大的先人多有這樣的典範。」據傳,李沉簡發表這篇文章之後立即辭職,同時辭職的還有另外兩名副院長鄂維南和張旭東。

然而,我對這則新聞心存疑惑。李沉簡是何許人也,我不太瞭解;但鄂維南和張旭東的背景,我多少知道一些——他們不太可能作出「自毀前途」的事情來。

五十四歲的鄂維南在中國科學院計算中心獲得碩士學位後,到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取得博士學。二零一一年,鄂氏獲選為中科院院士,在今天中國學術極端腐敗的情形下,能夠成為院士,顯然他在專業之外亦非等閑之輩——就連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屠呦呦也無法獲選院士,可見中國的院士評比,專業之外的因素遠遠大於專業內的因素。二零一五年八月,北大成立大資料研究院,鄂氏出任院長。鄂氏參與了中共安全部門用於監控民眾的「大數據研究」,並得到當局的多項獎勵。可見,鄂氏是一名沒有任何道德準則的技術專家,跟那些爲納粹服務的武器專家、醫學專家一樣,以「技術中立」的說辭擺脫良心的約束。這樣一名在體制內風生水起、青雲直上的人物,難道會突然之間反戈一擊嗎?反正我不相信。

 


「鄂維南」的圖片搜尋結果
鄂維南

而五十二嵗的張旭東是中文系畢業生,我對他更爲瞭解。張氏畢業後到美國留學,在杜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到紐約大學比較文學系和東亞研究系教授、東亞系系主任、中國中心主任,然後回國在北大元培學院出任負責通識的副院長。張旭東是跟在汪暉、黃平、甘陽後面跑的新左派中生代人物,他的一系列文學和文化研究著作,都讓我「不忍卒讀」。

歐美院校的文學系、東亞系及若干人文科學系科,都充斥著形形色色的新左派理論。在資本主義社會,流行批判資本主義的新左派理論不足為怪;但這些新左派理論被引入中國之後,就變成了「張飛打岳飛」式的鬧劇——這些身居名校的學者津津樂道於批判美帝和資本主義如何邪惡,卻對在身邊發生的中共對民眾的屠殺、淩虐視而不見。照理說,左派是要關心窮人和弱勢群體的,左派是要堅持平等理念的,西方的新左派至少要做點這方面的秀,但中國的新左派卻連表演都懶得表演了——中共從帝都驅逐數十萬「低端人口」,哪個新左派站出來譴責過一句話?

 
「張旭東」的圖片搜尋結果
張旭東。取自影片截圖

對於新左派這種投機取巧、缺乏學術真誠的策略,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有一個很好的術語「脫嵌」可以形容之。「脫嵌」指的是原來「嵌入」社會的企業為了贏得最大利益,從社會責任與義務中「脫嵌」出來,只要好處而不管社會責任。新左派知道什麽是可以批評的(比如西方),什麽是不可以批評的(比如中共),他們只批評可以批評的對象,不會挑戰不可以批評的對象——這樣做必然付出沉重代價,劉曉波就是「負面榜樣」。這些年來,沒有任何一個新左派學者受到學術體制的打壓,反倒個個成為當局重用的紅人。學者李劼如此批評中國新左派的「表裡不一」:

「就其思潮而言(不是指個人),這些『新左派』(尤其是其中的激進派)不同於老左派的地方在於,他們並非是封閉鎖國的產物,而恰好是改革開放的得益者。他們當中不少人走出過國門,無論是短期的訪問,還是長期的求學,有的還在西方大學裡謀得了學位和教職。他們不是不知道西方的社會模式和那種模式對於中國社會的借鑒意味,不是不知道西方社會無論怎樣商業化也必須承認的和法律加以保障的個人自由價值系統是如何的不可動搖。然而,他們出於某種生存策略,某種很不人文很不精神的動機和需要,一面享受著沒有出國的學子們難以享受到的種種惠遇,一面刻意地扮演西方文化的受害者,巧妙地取悅民眾當中因襲的一時難以克服的仇視西方心理和仇視美國心理,以此煽動粗俗的民族主義情緒。用一句俗話來說,就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張旭東就是其中一個「過於聰明」的「學術掮客」。他怎麽可能有勇氣批判中共當局,甚至「憤而辭職」呢?除非太陽從西方出來,除非黃河之水變得清涼透明。

果然,幾天以後,香港媒體《星島日報》聯絡到張旭東,張旭東嚴辭否認辭職傳聞,直接用「胡說八道」這個形容詞,更稱自己正在與鄂維南院長一起接待來訪的耶魯大學副校長。

三君子神話短短數日即破滅。在遺留的一地雞毛中,有許多值得深思的線索。

其一,中國民間猛烈炒作三君子神話,顯示人們極其怯懦和偽善的心態。當下的中國並不是沒有真正的勇士,劉曉波、李柏光、李旺陽、曹順利等人,都是爲了自由和人權付出生命代價的真勇士。但是,人們故意遺忘、遮蔽他們,因為他們的存在讓人們感到羞恥、感到不安,因為弘揚他們的事跡和精神會遭致中共當局的追究——那些海祭劉曉波的人士都被抓捕並遭受酷刑。所以,人們接受、順從甚至配合了中共當局對「當代英雄」們的封殺,轉而去讚美那些似乎跟自己距離近一些的「次級勇士」。這樣,既不會給自己帶來太大麻煩,又滿足了對於自身「高大上」的期許。

 
「劉曉波」的圖片搜尋結果
悼念劉曉波的遊行。圖片取自美国之音海彦

於是,從「白眼女」到「三君子」等莫名其妙的神話被炮製出來,並得到最為廣泛的傳播。人們茶餘飯後終於有了比明星八卦更加「高尚」的談資。可惜,把不是英雄的人當英雄,本身就是一場鬧劇。五四時代的作家郁達夫說過:「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個擁有英雄而不知道愛戴他擁護他的民族則更為可悲。」借用這句話,稍稍改動一下即可用來評論此類事件:「一個刻意抹殺真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一個有心炮製假英雄的民族則是毫無希望的民族。」

其二,人們在社交媒體上瘋傳「三君子」的故事,若干海外有影響力的媒體也輕率地作出報道。這是「社交媒體爲王」的時代才有的「怪現狀」——傳統媒體成了社交媒體的附庸。其實,傳統媒體的記者和編輯只要稍稍遵循新聞業的某些固有原則,作一些跟蹤採訪,謠言就會不攻自破。此三人都是公共人物,不可能突然之間「人間蒸發」,只要赴北大現場作採訪,不就真相大白了嗎?

自習近平上臺之後,人們每天聽到的都是壞消息,一個接一個的壞消息讓人心灰意冷、沮喪絕望。好不容易出現一個北大教授敢於挑戰習近平稱帝的好消息,人們自然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然而,我仔細閱讀李沉簡那篇被吹捧成「討習檄文」的大作,卻沒有看到一句話直接針對習近平。這種小心翼翼地「打擦邊球」的文字,幾年前在很多稍稍偏向自由派的媒體如南方報系、《炎黃春秋》上都能讀到,實在是無足稱道。幾年前,文網相對寬鬆,尚可「吞舟是漏」;如今,文網日漸嚴密,人們只好「大象變螞蟻」,如此才能屈辱地生存下去。難道僅僅因為這幾年當局收縮言論自由度,民間就只能被動適應、不斷降低言論自由的標凖嗎?

其三,即便李沉簡是三君子中惟一真正辭職者,惟一真有點「君子之風」者,也不宜對其評價過高。四十七嵗的李沉簡在北大生物系、基礎醫學系畢業後,到美國普渡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主攻神經生物及分子遺傳,曾任美國康奈爾大學醫學院副教授、紐約大學西奈山醫學院講席教授。二零一二年,他被中組部「千人計畫」延招回國,任北大生命科學院教授、北大元培學院常務副院長。我想追問的是:他當年回國難道是因為「愛國」嗎?那時他對中國國內缺乏學術自由的狀況一無所知嗎?從他的年齡來看,他正好是六四之後入北大就讀的學子,不可能對那段血腥歲月一無所知。他明知共產黨是殺人黨,仍然要回中國,原因只有一個——共產黨給他的價碼,是美國的大學所不可能給出的,薪水和房子一定足以動搖他在美國發展的決心,甚至讓他願意犧牲孩子的教育。

我們固然可以為李沉簡如今說了幾句真話、不願繼續同流合汙而喝彩,但同樣不能忽略他當年自我選擇的非正義性——他應當爲當年錯誤的自我選擇作出懺悔,而他人也有權對此作出批評。否則,如果當年他的選擇是正確的,他如今的抉擇就是錯誤的。他前後兩個截然不同的行為,不可能都得到肯定。這也是我對某些黨內改革派元老「兩頭真」的「蓋棺定論」不以為然的原因:他們不可能「兩頭真」——如果青年時代投奔共產主義、投奔共產黨、投奔延安是「真」,那麽晚年發現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是謊言就不是「真」。他們可以自我辯護說,當年是因為理想主義、愛國主義才參加「革命」,但這只能表示他們當年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缺乏理性精神。他們爲當年的愚蠢淺薄、少年輕狂付出了沉痛代價,卻不能依舊癡迷於青年時代的浪漫和熱情。李沉簡也是如此,他當然可以回到美國繼續其專業研究,但他要得到公眾的尊敬,就應當公開披露自己這些年來在北大發現殘酷真相的心路歷程,並讓這段錯誤成為後來者的前車之鑑。


【六都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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