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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龜」禍國論(下)
自由派的不寬容 保守派備受歧視——一個美國自由主義者的自白
「海龜」禍國論 (上) 2018-02-21 23:29:06

「海龜」禍國論 (上)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大批海外留學生紛紛捲起鋪蓋回國。從昔日懷著夢想出國淘金,變為鍍金之後倒流回國,這群人士被國人戲稱為「海龜」(「海歸」之諧音)。圖/StockSnap.io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大批海外留學生紛紛捲起鋪蓋回國。從昔日懷著夢想出國淘金,變為鍍金之後倒流回國,這群人士被國人戲稱為「海龜」(「海歸」之諧音)。圖/StockSnap.io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大批海外留學生紛紛捲起鋪蓋回國。從昔日懷著夢想出國淘金,變為鍍金之後倒流回國,這群人士被國人戲稱為「海龜」(「海歸」之諧音)。近30年來,美國的大學培養了數十萬來自中國的精英人才,雖然回國者在其中仍然是少數,但足以在中國形成一個特殊族群。短短十多年間,「海龜」階層迅速在中國崛起,逐漸在政界、商界、學界佔據了諸多重要的位置。


在近年來回國的「海龜」之中,確實也有不少人為推動中國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作出了相當的貢獻。他們將自己在西方世界學習到的科學技術、管理方式、文學教育等移植到中國,促進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接軌。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很大一部分的「海龜」之所以回國,與其說是出於「愛國」,不如說是在這個混亂而龐雜的市場上渾水摸魚、尋找商機。他們迅速適應了「有奶便是娘」的生活方式——在中國,掌握最大資源的主子和買家,當然是中共當局了。中國的士大夫從來都是「學到帝王術,賈與帝王家」,這些洋博士們也一樣,他們知道怎樣以最好的價格,將自己賣掉。他們很快便成為政界、學界、商界的新貴階層,在中國這個「悲慘世界」裡,個個都能活得遊刃有餘、幸福無比。


於是,這些「海龜」們便開始滔滔不絕地表達各自那濃得化不開的「愛國」之心了:上訪的冤屈者和討工錢的民工,都被他們鄙視為沒有愛國心的「庸眾」。當然,他們不會忘了順帶著辱駡一下曾經求學和工作過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某些「海龜」們在出賣自己的時候,賴以同買方討價還價的資本,恰恰是他們在西方獲得的博士學位和工作履歷。


以政界而論,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些留學人員得不到中共高層的信任,因為被認為具有潛在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可能。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許多有留洋背景的人士,才逐步獲得任用和提升,並成為中共「年輕化」、「知識化」和「國際化」的用人原則的受益者。


這是一張名聲顯赫的名單:教育部部長(中央委員)周濟,北大黨委書記(中央候補委員)閔維方、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北大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政協委員)林毅夫、北大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潘維、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網通董事長田溯甯,亞信董事長丁健……這些「海龜」們正在對中國社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影響。然而,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這些沐浴過歐風美雨的「海龜」們在中國的所作所為,究竟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還是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他們是在愛國和建國,抑或在害國和禍國?


周濟:荼毒中國教育的禍首


在教育部的官方網站上,關於教育部部長周濟的簡歷是這樣寫的:「1946年生,上海市人。中共黨員。1970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系機械製造專業。1978年考入華中科技大學機械系攻讀碩士研究生。1980年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機械工程系學習,先後獲工學碩士、博士學位。1989年晉升為教授、博士生導師。1999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這位擔任過武漢市市長的技術官僚,在入主教育部之後,究竟幹了些什麼呢?


周濟繼續支持其前任陳至立的「跛腳教育」政策,大力推進所謂的「教育產業化」。教育部成為計劃經濟最後的堡壘,成為腐敗的重災區,周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籠罩在極度不公之下,火山的潛流在洶湧澎湃。有少數人享有超過美國總統的「超級人權」,可以說堪稱「提前進入了共產主義社會」;大多數人根本沒有任何人權保障可言,甚至連「豬權」也不具備。教育的不公正,是其中表現得最為嚴重的一個領域——數千萬適齡公民被粗暴剝奪受教育的權利,他們的未來陷入無法自拔的黑暗之中。作為最大部分的納稅公民,中國的八億農民,並沒有從政府那裡獲得最基本的義務教育、醫療保障和養老保障。這個政權只知道拼命收稅,從不為納稅人提供公益服務,卻還恬不知恥地宣傳說是政府養活了世界上最大數量的人口,這就是他們賜予中國人民的「人權」。在本來就已經少得可憐的教育經費中,分配方式一直都是「殺貧濟富」式的——教育部動輒向北大、清華這些「跟國際接軌」的名校投入數十億辦學經費,卻竭力剋扣內地農村中小學少得可憐的辦學經費。而這些經費大都被浪費掉了。國際數學大師丘成桐揭露說,北大有上百名年薪數十萬、上百萬的所謂「特聘教授」,其實全都是在美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中工作的全職人員,他們僅僅是利用假期偶爾到北大來走一趟,居然就能夠享受全職待遇。如此「兩邊通吃」式的學術腐敗,讓人瞠目結舌。


教育部掩耳盜鈴地實施所謂的「教育產業化」政策,據說也是來自於某留美博士的建議。近年來,此思路禍害中國教育大矣。當局將從幼稚園到大學的各級教育機構,統統當作商業公司來經營,伸手對老百姓實施「二度剝皮」。據統計,子女教育費用的支出,已經成為中國人最大的一部分開支。通過這種手段,當局等於是隱蔽地、重複地向民眾收取了更高高額稅收。短短數年間,高等教育學費猛增,其增長速度數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使得大量高分的工農子弟就讀無門。於是,出現了百名送子女到學校的草根階層的家長,集體露宿在清華大學的操場上的怪事;出現了因為無錢上學,無法通過教育改變自己及家庭的處境,許多接到了錄取通知書的孩子,在絕望中自殺的慘事。「無教育,毋寧死」成為中共建設「和諧社會」過程中最不和諧的聲音。


周濟入主教育部之後,使得中國的高校,加速成為一部開足馬力的賺錢機器,盲目擴招、濫發文憑、學術腐敗,可謂「教授滿街走,博士多如狗」。北大清華等名校,更是大量招收各種專門為官員、老闆量身定做的「工商管理碩士」等班級和課程,動輒收取數十萬費用。而這部分收費大都成為這些學校的「小金庫」。


審計署對多所名校的財物進行審計的時候,都發現了重大問題。教育部至少負有監管不力的責任。全國教育經費的大頭部分被集中投入一批重點大學,致使中西部的基礎教育在經費和師資上,逐漸出現「青黃不接」的窘況,民謠嘲諷說:「清朝的房子,民國的桌子,共和國的孩子。」江西某地的教育局甚至出枱一個特殊政策:凡是鄉村學校的教師,如果繳納四萬元的費用,則可由鄉村調入縣城。鄉村的失學兒童數量連年上升,中國已成為全世界文盲半文盲人數最多的國家,這一事實與中共當局「再窮也不能窮了教育,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的豪言壯語形成巨大的反諷。


2004年,聯合國主管教育權利事務的特別調查員來華考察。離開時,這位官員拋下一句把所有聞者當場噎住的評價:「在保證教育權利方面,貴國連非洲的烏干達都不如!」她說出了中國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極其「慘澹」的現狀。我不知道周部長以及當時的胡主席、溫總理等人是否聽到過這句評語,如果他們聽到之後又該作何感想。


中國教育自身已經滿目瘡痍,作為教育部部長的周濟不閉門思過、正本清源,卻在國際社會中頻頻作秀,表現出一副「長袖善舞、多財善賈」的模樣: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60周年的紀念活動中,周濟代表中國政府驕傲地宣佈,中國政府將投入鉅資在聯合國設立「孔子教育獎」,獎勵那些為教育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國際知名人士,這是迄今為止中國在聯合國所設立的最重要的獎項。再沒有比這更加厚顏無恥的言行了——與其設立這樣無比輝煌的獎項,不如先低下頭去救救失去希望的、無力供養子女念書的父母,不如腳踏實地地去救救那些被剝奪了教育權的孩子們。僅在北京市海澱區,教育主管部門便野蠻關閉了五十七所專門為民工子弟提供教育機會的學校,理由是辦學資質不夠。


關閉了這些學校之後,當局卻甩手走人,並不建立新的學校,解決民工子弟無學可上的窘迫境況。一個剝奪數千萬公民教育權的政府,一個不停地收取重稅卻始終不為納稅人提供義務教育的政府,有什麼資格在聯合國設立一個有關教育的獎項呢?


周濟的美國的光彩照人的教育背景,並沒有讓他成為一名遵紀守法、廉潔奉公的官員。他不僅大大加速了中國教育的滑坡,其個人品質也十分敗壞。周濟的一大醜聞是在視察南京師範大學時,享用完一場豪華宴席之後,還想繼續風流瀟灑一番,遂命令校方為其組織美女學生充當陪舞。南師大的前身乃是赫赫有名的金陵女子師範大學,這所擁有教會大學傳統的高等學府,如今也尊嚴頓失,為了討好手上掌握著錢袋子的頂頭上司,大學校長亦不惜幹起「拉皮條」的勾當。而身為部長和院士,周濟居然毫無政府高級公務員的職業約束和知識份子的道德底線,在一名青春玉女陪同其跳舞之後,大大咧咧地將名片贈送給對方,並希望今後與之「保持聯繫」。


此事最早在大學內部的網站上被揭露出來,迅速傳遍了互聯網世界。周濟在惱羞成怒之下,不僅沒有引咎辭職,反倒變本加厲地展開對網路的鎮壓和封鎖。從南到北,數十所大學的網站被強行關閉,甚至連一些大陸名校與港台大學之間進行學術討論的論壇,也遭遇滅頂之災。於是,周濟仍然風風光光地做他的部長,知道此醜聞的人只是互聯網上的一小部分人士而已,廣大中國的老百姓尚且一無所知。中國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高官問責制度,否則周濟必難以逃避公眾的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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