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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國學就是奴才學
余杰:可以爲了討好中國而犧牲台灣嗎?
余杰:沒有受教育權,哪有基本人權? 2018-02-10 21:49:35

余杰:沒有受教育權,哪有基本人權?



作者認為,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將比較充足的教育經費投入到農村的基礎教育之中。僅僅減免學費是不夠的,還應當給予那些堅持就讀的、貧困家庭的孩子以一定的生活補貼。

作者認為,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將比較充足的教育經費投入到農村的基礎教育之中。僅僅減免學費是不夠的,還應當給予那些堅持就讀的、貧困家庭的孩子以一定的生活補貼。




所謂受教育權,是指公民有從國家接受文化教育的機會,以及獲得接受教育的物質幫助的權利。早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六條就規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應當免費,至少在初級和基本階段應如此。初級教育應屬義務教育,技術和職業教育應普遍設立。高等教育應根據成績而對一切人平等開放。」後來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又進一步強調中等和高等教育應逐漸做到免費。





受教育權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從中國憲法第四十六條和教育法(一九九五年)、義務教育法(一九八六年)、職業教育法(一九九六)、高等教育法(一九九八年)、民辦教育促進法(二零零四年)等法律檔的規定來看,受教育權主要包括受學前教育權、受義務教育權、受高等教育權、受成人教育權、受職業教育權、受掃盲教育權、受特殊教育權、受終身教育權等。


國家和政府應當竭盡全力實現公民的受教育權,受教育權是一項重要的憲法權利,還應當受到司法的保障。言論比較開明的《學習時報》曾經發表《受教育權:人類進步的源泉》一文,文章指出:受教育權因人類接受教育的天性而生。人類與動物的最大區別之一是他有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貫穿於個人整個一生的社會化過程便是這一能力的培養過程。正是通過各個階段的教育,個人不僅獲得和發展了思維、情感、語言和行為方式,而且學會了在社會規範的制約下,提高自己適應社會變化的生存能力和發揮自身的創造力。持續的教育一方面使得勞動技能、科學知識、傳統習俗、價值觀念通過每一代人的學習、模仿、研究、繼承或變革而世代相傳,另一方面使得包括理解力、創造力和歸納綜合能力在內的人類的特徵通過不斷強化,在個體機體中積澱下來而反覆運算進化,促進了人類的進步。如此,終身 學習、接受教育便成為個體及整個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建立學習型社會成為現代民主制國家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可以說,將受教育權給予每一個人且保證它的實現,實際上是挖掘了人類進步的源泉。


中國西部地區鄉村教育難以為繼、農村孩子失學率不斷上升的現狀,已經到了迫在眉睫、必須立即加以改變的地步。在總體投入嚴重不足的國家教育經費中,大部分都集中於東部地區的大城市、集中於少數所謂的「世界一流大學」,西部地區的基礎教育是被遺忘的黑暗角落。二零零七年三月至五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施行的義務教育法執行情況進行檢查,發現農村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共欠債五百多億元。


人大副委員長路甬祥的相關檢查報告說,欠債形式主要有:施工隊墊款、銀行貸款以及向教師和社會貸款。美國德克薩斯理工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藍雲表示,中國目前的問題不是沒有錢,主要還是對義務教育是不是重視的問題。五百多億元的債務遠遠趕不上全國官員公款吃喝的花費(三千多億),相信補償這筆債務不是難事,但是為了防止今後繼續欠債,必須杜絕地方上對義務教育經費的挪用。「我們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要起到作用,對一個地方的經濟起作用,很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以後,所以如果是急功近利,想要上面看到政績的話,這個錢很可能會被挪用到其他地方,建高速公路、建其他比較看得見的東西。」



偏鄉。(圖/中國人壽 chinalife@Youtube)


「中國目前的問題不是沒有錢,主要還是對義務教育是不是重視的問題。」(示意圖,中國人壽chinalife@Youtube)

基礎教育西部地區的鄉村中小學,因財政困難而大批合併和關閉,教學品質在原有基礎上大幅下降,學生輟學率日漸上升。農村教育的脊樑——教師——成為一個赤貧階層,數十萬計的為鄉村教育奉獻一生的「代課教師」被侮辱性地「清退」。昔日,日本將中國甲午戰爭的賠款首先用在基礎教育領域,在短短十年時間裡便實現了全民免費的基礎教育,基本消除了文盲。在此基礎上,國力才突飛猛進,雖然經過了軍國主義時代的歧途以及二戰戰敗、經濟崩潰的考驗,但由於其國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迅速便完成了國家的重建,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今天,連緬甸、尼泊爾、柬埔寨等遠比中國貧困的國家,都基本上實現了九年義務教育,中國的《義務教育法》卻形同一紙空文,未完成九年義務教育的農村適齡兒童的人數超過了一個歐洲中等規模的國家的人口。


九十年代以來,出生在中國農村的孩子,其前途顯得越來越灰暗,他們中的許多人沒有成為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受益者:一方面是農村經濟的凋敝、農民收入的減少,另一方面卻是學費的猛增、高考制度的「殺貧濟富」,使得農村孩子的輟學率迅速上升。農村孩子考上大學的機率,亦大大低於城市孩子;許多農村家庭的孩子即便考上了大學,父母也無力支付他們完成大學學業的所需要的昂貴費用。有感於此,全國政協常委葉大年院士在《中國教育報》上撰文大聲疾呼:「一方面是全社會存在著大量奢侈浪費現象,一方面是八千五百萬人(此為官方公佈的文盲人數)竟然連接受教育的機會都沒有。那麼多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浪費的錢,拿來投到教育如何?」他舉例說,河北省威縣是一個「普及九年教育達標縣」,但該縣賀營中學的三年間的總輟學率卻到達了百分之九十。這個數字應當讓教育部部長引咎辭職。


情況之嚴峻,讓一貫於避重就輕的教育主管部門不得不正面回應。在二零零六年年初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披露說:二零零四年全國小學生輟學率平均為百分之零點五九,初中輟學率平均為百分之二點四九;部分西部貧困地區小學生輟學率為百分之二,初中輟學率在百分之七以上。他說,如果全國小學和初中的學生總數為一億八千萬的話,按全國平均輟學率計算,全國輟學的學生有二百三十萬。然而,這個數字不足採信。同樣是官方組織的《轉型期中國重大教育政策的案例研究》課題組,在以鄉鎮為樣本的抽樣調查中發現,農村初中生輟學率最高的為百分之七十四點三七,平均輟學率約為百分之四十三。《中國教育報》披露說,由民進中央主持的一次調查報告顯示:中國農村學校平均輟學率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如此算來,全國輟學的初中生和小學生的人數當在七千萬以上。這些數字與王旭明提供的「最權威的官方數位」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我們應當相信哪個資料呢?


資料是抽象的,一個個的故事讓人觸目驚心。一名農村女孩因被剝奪上學的權利而跳崖自殺的慘劇,引起了媒體的關注。雖然這個女孩後來獲救了,但為了捍衛受教育的權利,她居然不惜付出生命代價,這究竟是誰之過呢?


在甘肅省榆中縣新營鄉謝家營村山頂社,村民楊育祥勞作一年,手頭上只有一千塊錢的收入,根本不夠交兩個孩子的學費。夫婦倆不得不作出了一個無奈的決斷——犧牲女兒的學業。為了顯示表面上的「公平」,父親設計了一個小小的計謀,他手裡捏著兩個紙團,對兩個孩子說:「現在家裡沒錢,你們只能有一個人上學,你們抓鬮吧,抓上的就把錢(學費)交了。」他讓十八歲的大女兒楊英芳先抓鬮,其實手裡的兩個紙團都是空白的。女兒隨意拿過一個紙團,打開一看,紙上什麼都沒有,她一下子癱倒在地。


晚上,楊英芳獨自來到離家不遠處的一個叫二懷溝的地方,身後是深達三百多米的懸崖。她作出了這樣的決定:「書沒有辦法念了,我突然很絕望,就跳了下去。」她摔到了一片沙土之中,血肉模糊卻沒有致命傷。這裡人跡罕至,她趴在地上忍受著劇痛呆了整整三天。經過幾次暈迷,「突然聽見上面有幾個娃娃,我就呼救」。幾名放羊的孩子發現了躺在懸崖下的楊英芳,她死裡逃生了。


楊英芳被救回了家。楊育祥難以忘記見到女兒剛剛蘇醒過來的情形:女兒睜開眼睛叫了一聲:「爸爸。」又昏迷過去了。父親用臉挨著女兒毫無血色的臉蛋,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心中充滿內疚和自責。家貧如洗的楊育祥沒有錢送孩子上醫院治療,「直到女兒出事後第七天,才有好心人給了一千元錢,到醫院看的」。


楊育祥還是將事情的真相告訴了與死神擦肩而過的女兒。說起這次「精心安排」的抓鬮事件,這位忠厚老實的父親嚎啕大哭起來:「我是實在沒有錢啊!」對於同樣無辜的楊英芳來說,她無法理解命運為何如此殘酷。楊英芳成績優秀,本來有考上大學的希望,當繼續讀書的機會戛然而止的時候,她無法接受這個可怕的事實,「那就像是天突然塌下來一樣」。她在獲救之後昏迷了好幾天,只記得一件事,就是弟弟上學去了。「我就想著只有上學才能改變我的命運。」她躺在炕上,翻著書本,這是她惟一的寄託。


據楊英芳所在的恩玲中學的張少華副校長介紹,考上大學是這裡的孩子改變命運的惟一出路,孩子上高中期間的各種支出是農村家庭最大的負擔,是「黎明前的黑暗」。楊英芳和父親都沒有任何過錯,應當指責的是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過少。然而,有一個名叫鄢烈山的評論家,卻居高臨下地批評楊英芳缺乏「生活的勇氣和信念」,並建議楊英芳應當先去城市打工,積累生活經驗。我不知道這個自詡為大眾「良心」的雜文家,究竟有沒有真正的「良心」。他不去思索造成這一悲劇的制度性根源,以及中國教育制度的重大缺陷,反倒建議這個以死抗爭的孩子出門去打工,說些「好女子志在四方」的空話,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鄢大作家在經濟富裕的廣州過著中產階級的生活,並將孩子送到英國接受老牌帝國主義的貴族教育,卻大言不慚地指責一個被生活逼到絕路上的鄉村女孩。文人無行,莫過於此。


同樣是在甘肅,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晚十一點,皋蘭縣一中高三女學生小青(化名)下晚自習後,在宿舍偷偷喝下了一瓶農藥「敵敵畏」。不久,舍友們聞到了一股刺鼻的農藥味,隨後就看見小青痛苦地在床上翻滾呻吟。老師和同學發現這一情況後,立即將其送往醫院搶救。她服毒自殺的原因是擔心自己家庭困難,無力支付一百多元的高考報名費。


小青的母親趕到醫院,一邊哭泣一邊呼喊女兒的名字。她告訴大家,家裡經濟困難,今年家裡的房屋倒塌了一半,但全家還是全力支付孩子上學的費用。而該學校的副校長表示,小青在學校學習相當刻苦,成績也很優秀,是同學和老師眼中的好學生。近期學校要收一百多元的高考報名費,令家庭困難的小青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這可能是導致她喝農藥自殺的原因。將小青逼上絕路的居然是對許多城裡人來說輕如鴻毛的一百多元錢,可見貧窮是何等可怕,而政府對教育的投入、對貧困學生的資助是何等不足。


在這群生活在絕望和哀怨中的農村孩子當中,馬燕是一個幸運的「例外」。她的故事深深打動了一名偶然到她家中採訪的法國記者,這位元記者將她的日記編輯成書,翻譯成法文,並在法國公開出版。此書上市之後立即引起巨大轟動,馬燕的命運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然而,倚靠西方人的好心和善心,倚靠外來的捐助和善款,只能改變極少數農村孩子的處境,這不是一個值得期待和可以推廣的方法。如果政府部門繼續不作為,如果教育經費不大幅增加和向農村的基礎教育傾斜,大多數農村的孩子只能繼續「自動」地失去受教育的權利,從而沉淪在社會的最底層,乃至「永世不得翻身」。



瑪麗亞(Arias Maria)跟同學在教室裡討論作業。(美聯社)


「如果教育經費不大幅增加和向農村的基礎教育傾斜,大多數農村的孩子只能繼續『自動』地失去受教育的權利,從而沉淪在社會的最底層,乃至『永世不得翻身』。」(示意圖,美聯社)

孩子們為爭取受教育的權利選擇了自殺,這種毅然終結生命的舉動,不是向父母抗議,乃是向一個不公平、不公正的社會經濟文化秩序抗議。然而,孱弱的楊英芳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無物之陣」,沒有人為此負責,沒有人傾聽這撕心裂肺的呼喊,大部分人都像鄢烈山那樣站在一邊說風涼話。當一個社會失去基本的同情心的時候,這個社會不同階層之間和睦相處的可能也就喪失了,這個社會穩定的基礎也就動搖了。


孩子們正在死去,父母們也在被逼上絕路。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日,十八歲的雲南女孩鄧欣(化名)得知自己考上了昆明醫學院。然而,這個消息並沒有為這個家庭帶來任何的歡樂,卻成為她的母親的催命符。因家庭貧困,她的母親擔心交不起女兒的高額學費,於八月一日上吊自殺。如果說農村孩子的高中生涯乃是「黎明前的黑暗」,那麼他們熬到高中畢業、靠著極端的刻苦精神考入大學,「黎明」也並未來臨,「黑暗」也並未結束。更大的考驗在等待著他們和他們的父母。「我寧可沒有考上,寧可永遠在家裡種地種田,寧願這一切都沒有發生,是我害了媽媽!」一個多月來,失去母親的鄧欣的淚水幾乎沒有幹過。


如今,大學之門表面上向所有的孩子敞開,無論是農村的孩子還是城市的孩子,在考分面前人人平等。但是,這種表面的平等背後,隱藏著巨大的不平等。且不說地區間招生名額分配上的重大差異,那天文數字般不斷增長的學費、雜費和生活費,讓許多已經考上大學的農村孩子不得不望而卻步。他們的家庭為了供養他們完成學業,大都欠下了巨額債務。


鄧欣的家鄉在雲南省沾益縣盤江鄉大興村,這是一個典型的貧困村。「很多人家除了種地,沒別的收入來源。有的人家連買鹽巴的錢都沒有。」鄧家也是常常沒錢買鹽的人家之一:爸爸鄧雲華在花山鎮煤礦上給人打工裝煤車,三年前因腦血管梗塞,喪失了勞動能力。奶奶七十歲了,妹妹十五歲,剛上初三。於是,媽媽李粉香不得不一個人挑著全家的生活重擔,媽媽還患有嚴重的風濕病,一直在吃藥。這個家庭沒有任何的醫療保障和勞動保障,在面對災難的時候可以說是毫無還手之力。李粉香到處借錢給丈夫治病,欠了一萬多元的債——對一個常常連買鹽錢都沒有的家庭來說,這筆錢簡直就是一個天文數字。


「媽媽的壓力太大!」鄧欣說。從知道女兒的高考分數開始,李粉香就天天歎息。「媽媽不知道怎麼給我籌集學費,一年好幾千元啊!還得供妹妹,至少要讓她念完初中吧?」外債累累的鄧家現在要借五十元錢都成了大問題。李粉香越來越絕望。早晨九點多,奶奶發覺兒媳有些不對勁:「她起得很早,給我倒了水,放好藥,還把柴劈好擱好。可這時屋裡好一陣沒有動靜了。我起來突然看見,她已經……」奶奶不成聲。


在李粉香上吊自殺後的第二天,鄧欣終於接到了昆明醫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同時抵達的還有今年省教育廳下發的各項助困政策。母親的自殺頓時變得輕如鴻毛——鄧欣至今無法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如果媽媽知道我有條件獲得各種資助,她還會死嗎?」鄧欣最終獲得了當地民政部門、縣鄉政府、曲靖市交警支隊籌集的近兩萬元資助——一起極端事件促使當地有關部門紛紛「獻出愛心」。鄧欣卻從中讀出了無比殘酷的事實:「如果媽媽不死,我還能得到救助嗎?」這是一種冷酷的邏輯:母親獻出的生命,女兒獲得了援助,女兒所獲得的援助是用母親的生命換來的。如果母親不死,像她這樣處境的家庭還有很多很多,她因為沒有學費而無法正常入學的命運,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人的注意。


他們就在我們的身邊,他們絕望而死,他們是孩子,是父母,他們是大地上耕作的農民,是窮人,也是我們的同胞。我們不能漠視他們的存在。那些經常在口頭上過癮的「愛國者」們,那些習慣於在網路上罵人的「憤青」們,有多少人會認真對待中國教育的困境和同胞的死亡?改變中國的現狀,如果避開改變中國農村的現狀,就變成了一句空話;熱愛中國,如果不關心中國的農村的現狀,就變成了一句謊言。在農村,孩子們正在死去,母親們正在死去,不是死於疾病和饑餓,乃是死于心靈的乾涸和對未來的絕望。如此慘烈的悲劇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如今,中國已經擁有數目居世界第一位的、天文數字般的外匯儲備,政府完全有能力將比較充足的教育經費投入到農村的基礎教育之中。僅僅減免學費是不夠的,還應當給予那些堅持就讀的、貧困家庭的孩子以一定的生活補貼。教育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一個家庭的命運、乃至一個國家的命運。在《西部的家園》一書中,我讀到了大學生志願者陳曉冬講述的一個農村孩子的故事:那個孩子天真的一面,永遠寫在他的臉上。今天下課的時候,陳曉冬問他為什麼讀書,他一臉茫然地看著老師。他的表情告訴陳曉冬,對於一個十歲的孩子,明白學習的真正目的似乎是一個太複雜的問題。正當陳曉冬感到遲疑時,這個孩子終於開口回答說:「我喜歡學習,學習多有意思啊!」


中國的教育當局能否滿足這些孩子小小的心願呢?


*作者為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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