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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論帝國主義,中國是西方的前輩 | SOSreader】
划分文明与野蛮,比划分中西更重要
自由世界的反恐之戰,台灣不能缺席 2017-12-02 21:42:16

自由世界的反恐之戰,台灣不能缺席




恐怖主義的背後不是文明的衝突、不是伊斯蘭世界與西方文明的衝突,而是文明與野蠻的衝突、而是自由人權價值與獨裁暴政的衝突。(圖:Frederic Legrand - COMEO / Shutterstock)
恐怖主義的背後不是文明的衝突、不是伊斯蘭世界與西方文明的衝突,而是文明與野蠻的衝突、而是自由人權價值與獨裁暴政的衝突。(圖:Frederic Legrand - COMEO / Shutterstock)


我在《民報》上讀到資深媒體人南方朔的《台灣並不反伊斯蘭國》一文,對於文章中極端的反美、反西方、反普世價值以及為恐怖主義張目的觀點感到震驚、無法認同,遂撰文與之商榷,並希望有更多的台灣朋友們參與這場討論。


十多年前,南方朔在港臺媒體發表的若干支持大一統、大中華意識的評論文章,讓我不忍卒讀。十多年後,我驚喜地發現,南方朔與時俱進,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昔日之我,擁抱本土意識和住民自決原則。然而,在極左觀念上,他仍然像陳映真、王曉波那樣,抱殘守缺、原地踏步。香港經過了雨傘革命之後,本土意識與自由主義同步發展,統派和左派被年輕一代命名為“大中華膠”和“左膠”——南方朔不再“統”,但仍然“左”,《台灣並不反伊斯蘭國》一文就是“左膠”的典型代表。


為恐怖主義辯護是可恥的


南方朔首先引用美國極左派學者杭士基的說法為恐怖主義辯護:“「恐怖主義」百百種,最大的是「國家恐怖主義」,軍事強國自恃其戰力強大,到處殺人如麻,那才是最應被譴責的。而小國弱國所展開的反抗或「恐怖主義」只不過是弱者的野蠻,它是果而不是因,它的罪惡和強者的野蠻是天差地別!”看似義正詞嚴,但在我看來,為恐怖主義尋求合理性,是一種表面上政治正確、實際上無比黑暗和陰暗的思想。


我曾經撰文揭露過杭士基之類的西方極左派的偽善與怯懦:他們任教於西方大學,受言論自由的普世價值之保護,偏偏以腐蝕和摧毀普世價值為志業。他們內心清楚地知道什麽是可以批評的、什麽是不可以批評的——他們樂於批評美國和西方的霸權,批評之後他們照樣保有教職和名氣,不會受到刁難和逼迫;他們卻從不批評伊斯蘭世界的野蠻與專制,比如男子三妻四妾、女性備受歧視淩辱、同性戀者遭到私刑殺害、獨裁者直接屠殺平民……這些事實難道更不應當批判嗎?然而,他們知道,如果批評了這些“不可以批評的對象”,就會像《撒旦的詩篇(魔鬼詩篇)》的作者、作家魯西迪那樣遭到原教旨主義政權和組織的懸賞追殺,永遠不得安寧,所以他們乖乖地閉嘴。


西方左派的選擇性批判,還表現在對中共政權的態度上。杭士基之流的極左派,一面以社會良心自居,一面又對中共獨裁政權暗送秋波:他曾應中共的邀請,赴北京大學講學,在演講中痛罵美國政府,偏偏對中國惡劣的人權狀況掩面不語,甚至無恥地讚賞“中國模式”之偉大。


那麽,恐怖主義是如何誕生的?南方朔說恐怖主義“是果而不是因”,這是西方左派不加論證的想入非非——恐怖主義是西方主導的“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衍生品。伊斯蘭世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只能用恐怖主義的方式來反抗,所以伊斯蘭世界是師出有名、而西方是自作自受。但是,這個說法並不符合明明可見的事實:基地組織的首領賓拉登不是窮苦人家出身,而是腰纏萬貫的富翁;恐怖分子不是所謂的無權無勢的“弱者”,而是殘酷欺壓和剝奪其他穆斯林民眾的“強者”。


恐怖分子發起的是一場無差別的屠殺。恐怖主義的背後不是文明的衝突、不是伊斯蘭世界與西方文明的衝突,而是文明與野蠻的衝突、而是自由人權價值與獨裁暴政的衝突。遺憾的是,南方朔毫無保留地接受杭士基瘋狂的反美、反西方立場,同情、理解乃至擁抱恐怖主義,失去了最基本的是非善惡判斷。


沒有人能免於恐怖襲擊


南方朔在文章中說:“近年來,美歐在中東殺人無數,這些人死了就死了,媒體不會報導他們的生命草芥不如,但「九一一」美國只不過死了三千多人,全世界就大作文章,巴黎事件只不過死了一百多人,媒體就罵成一團。「恐怖主義」儼然成了惡魔的化身!”那麽,恐怖主義不是惡魔的化身,難道是天使下凡?


南方朔的這段論述,試圖從種族歧視的角度來批駁西方媒體報導上的“不平等”——紐約和巴黎的恐怖襲擊“只不過”(這個“只不過”的用語背後,透露出作者何其冷血、何其幸災樂禍!)死了三千多和一百多人,媒體就鋪天蓋地報導,而其他地方死人更多卻得不到關注。


似乎這是事實。然而,紐約和巴黎早已是種族熔爐,生活在那裡的不單單是高傲的白人。在紐約和巴黎的恐怖襲擊中死亡的無辜民眾,很多是白人之外的其他族裔,許多是善良而虔誠的穆斯林。如果說穆斯林殺白人是“有仇必報”,那麽穆斯林殺穆斯林有什麽合理性呢?難道那些無辜受難的穆斯林就是這場“聖戰”中必須的犧牲品嗎?他們死後也能像那些“聖戰士”那樣升入天堂並享受七十二個處女嗎?由此可見,面對恐怖主義襲擊,沒有人可以倖免於難、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以巴黎而言,這個最世俗化、最浪漫、最寬容的城市,最不應該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恐怖分子的敵人——法國反對美國主導的反恐戰爭,甚至不惜跟美國翻臉;法國人大部分都不相信基督教,對宗教不感興趣;法國吸納了數百萬來自伊斯蘭世界的移民,內閣中有多名穆斯林背景的部長。可以說,法國是對伊斯蘭世界最寬容和友好的國家。可是,對於恐怖分子和極端分子來說,法國的世俗化和多元化,卻成了法國道德墮落的標誌,所以巴黎就成了攻擊的目標。


恐怖分子敵視的是所有跟他們不一樣的生活方式,除非你變得跟他們一樣,否則你就是他們要消滅的對象。那麽,跟法國等歐陸國家信奉的社會民主主義價值頗為相似的台灣,難道因為南方朔宣告(如果他的份量不夠,甚至可以請總統出面宣告)“台灣不是伊斯蘭國的敵人”,恐怖分子就會信以為真、放過台灣嗎?


反恐是公義之戰


反恐戰爭是一場公義之戰,如同對抗法西斯主義的二戰、對抗共產主義的冷戰一樣。儘管美國和西方犯過諸多錯誤,但他們代表著正義一方,代表著自由、民主的大方向。如果前兩次戰鬥出現截然相反的結局,那麽人類的今天將如同《一九八四》和《動物莊園》中的場景,幽暗無光、恐怖萬分。


公義之戰(Just-War Theory)的概念源遠流長,從西塞羅、奧古斯丁、阿奎那一直到現代的諾齊克、沃爾澤都有所論述。因著人性的不完滿,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完滿的世界上。制止那些不義的行為,有時候只能採取戰爭這種並不完美的方式。戰爭當然會死人,但不能因為戰爭會死人,就對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以及其他民眾的暴行不聞不問,而必須用戰爭消滅納粹暴政。同樣的道理,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阿富汗的塔利班以及伊斯蘭國屠殺不同教派、不同政治立場和不同族裔的人民,由聯合國、北約或英美聯軍出面推翻此等暴政,當然是正義之戰。


就作為反恐戰爭之一的伊拉克戰爭而言,這場戰爭之對錯,不能由少數西方左派說了算。最有資格做出評判的,乃是伊拉克人民。薩達姆政權覆滅之後,伊拉克不但建立了運轉正常的民主制度,並成功舉行了多次大選,每次伊拉克選舉,投票率都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甚至比美國的投票率還要高。由於醫療水準的提高和全民福利的改善,伊拉克的人均壽命有明顯增長。不再有成千上萬的政治異己分子被政府秘密員警和軍隊處死(後來在伊拉克境內發現多個薩達姆時期的“萬人坑”),非正常死亡的人數比薩達姆時期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有兩組最有價值的社會經濟發展的資料可以說明問題:2002年薩達姆倒臺時,伊拉克人口是2558萬,人均GDP僅有625美元;在薩達姆倒臺後不到十年,2011年伊拉克人口增長到3432萬,人均GDP提高到3788美元。2011年在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緩慢的情況下,伊拉克仍然實現了9.9%的增長(高於中國,更讓台灣望塵莫及)!名列世界前茅的人口和人均GDP增長率,說明伊拉克民主後社會經濟發展取得長足進步。據多份民調顯示,超過七成的伊拉克民眾認為,他們不願回到薩達姆統治的時代,儘管他們對現在的政府有諸多批評,而且伊拉克要成為成熟的民主國家還有漫漫長路要走,但他們認可民主化的大方向。


和平主義固然是美好的價值,但絕對的和平主義不能解決這個世界上的種種矛盾衝突。和平主義必須輔助以公義之戰,這個世界才能趨向於良善與安寧。


參加反恐大業能讓台灣贏得自由世界的尊重


在全球反恐的格局下,台灣該採取什麽樣的對策?南方朔在文章中指出,台灣應當“不致於受制強國的左右,甚至被捲進混水,惹來不必要的麻煩”,他更是杞人憂天地預言說:“在這個狐狼遍地的時代,如果台灣太過招搖,極有可能使台灣也招到報復。”


此種論述讓人難以理解:台灣何時“太過招搖”了?恐怖主義對台灣來說難道是事不關己的“不必要的麻煩”嗎?


如果直面當今世界局勢,就不得不承認:這個世界分為自由陣營和不自由陣營兩大部分,或者說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兩大部分。像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這樣的恐怖主義集團,屬於不自由陣營和獨裁國家的行列,或者直接受到不自由陣營和獨裁國家的支持。無論是中國的共產黨獨裁政權,還是伊斯蘭國這樣的宗教極端主義勢力,都是對人類文明的威脅,對他們不能採取綏靖政策,必須奮起戰鬥,才能確保自由陣營和民主國家的安全。若像南方朔設想的那樣,台灣主動掛起“免戰牌”,難道就能安逸地作“壁上觀”嗎?


此前,台灣並沒有招惹過伊斯蘭國,伊斯蘭國照樣將台灣列入敵人名單,台灣難道要卑躬屈膝地向其呈獻保護費,才能確保國泰民安嗎?同樣的道理,在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上,台灣政府(無論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執政)早已宣佈放棄蔣介石時代“反攻大陸”的夢想,廢止了戡亂條例,但中共並沒有因此而放過台灣,照樣用將近兩千枚導彈對準小小的台灣島。


和平從來不是強者的恩賜。從作為“永久中立國”的瑞士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和平與中立絕不是祈求而來的。瑞士雖是小國,卻全民皆兵,個個都是驍勇善戰的勇士。即便在納粹德國武功全盛時期,希特勒亦不敢輕易對瑞士動武。今天的台灣應當向瑞士學習,人必先自強,他人才會敬畏之。


今天的反恐之戰,是一場“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少”的公義之戰。台灣是自由陣營和民主國家的一員,是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受益者,比如全球自由貿易的體系、石油和其他能源的國際貿易和運輸,一天都離不開。倘若有國家和勢力破壞這一秩序,比如中國在南海的擴張對石油運輸航線的威脅,比如伊斯蘭國的恐怖襲擊對全球安全的威脅,台灣當然也是無從躲避的受害者。台灣不能永遠享受“搭順風車”的待遇,而必須承擔應有的責任。台灣若以某種方式參與國際反恐戰爭,必定能贏得自由民主世界的尊重。


海明威有一本小說名為《喪鐘為誰而鳴》,書名取自十七世紀英國詩人、牧師約翰約翰·多恩(John Donne)的詩句。當年,黑死病籠罩英國大地,根據教區的習俗,對於彌留狀態者,教堂會為之敲響鐘聲。那一段時間,教堂的鐘聲幾乎沒有停過。多恩在此起彼伏的喪鐘聲中寫出了一段話:「沒有人是孤島,每個人都是整片大陸的一部分,沒有人是完全的自己,而總是社會全體的一部分。當喪鐘為他人響起,你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是為你而鳴。」在這個意義上,南方朔的“孤島意識”,既不仁也不智。台灣不是孤島,台灣是自由民主世界的一部分,而任何一個有良知的台灣人都是濫殺無辜的伊斯蘭國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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