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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左禍與西方危機》新書連載第一章 威爾遜「進步主義」的理 2021-02-01 21:23:10

【余杰專欄】《百年左禍與西方危機》新書連載第一章 威爾遜「進步主義」的理想與幻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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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31 日 201 Views 14點和平計畫, 國際聯盟, 威爾遜進步主義, 巴黎和會, 新自由政綱, 民族自決, 美聯儲
有時人們把我看成一個理想主義者。是啊,這時我就知道我是一個美國人——伍德羅·威爾遜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是星期天,下午一點,三千多名代表北京十三所大學的學生,齊集天安門廣場,抗議列強在巴黎和會上簽署密約,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讓給日本——此後百年,天安門廣場將因多次上演重大群眾活動而成為中國政治的風暴眼。

學生們經過中華門到棋盤街,向東到了外國使館雲集的東交民巷西口。使館警察阻止學生進入這塊享受治外法權的地方。與使館官員通過幾次電話後,學生們選出四名代表(其中包括張國燾和羅家倫,他們日後分別加入共產黨和國民黨陣營,在中國現代史上發揮重要作用)進入美國使館陳述學生的意願。美國公使芮恩施不在,學生代表留下說帖。說帖強調,既然美國參加一戰的原因是「支持民族之獨立,與人類之公權,及世界和平之局」,那麼中美兩國就是「抱同一主義而戰」,美國理應在巴黎和會上「予吾中國以同情之援助」。1]

芮恩施公使是一位來自威斯康星州的大學教授,對中國充滿同情,他頗有先見之明地警告白宮和國務院:「如果日本無所顧忌……那麼嚴重的武裝衝突在這一代就不可避免了。公正地解決中國的事務,歐洲沒有一個問題能和這件事的重要性相比,這關係到世界的和平。」當時,美國使館內建有一座巨大的無線電臺,可以與美國本土直接聯繫。芮恩施迅速將中國學生的心聲送達國務院,但威爾遜是否獲知這一訊息則不得而知。

與此同時,在巴黎,一個二十八歲的、瘦弱的越南人阮必成(後來,他以「胡志明」這個名字登上歷史舞台)寫了一封名為《安南人民的主張》的請願書,遞交給巴黎和會的領袖們。這個十五歲就參與抗法鬥爭的越南小夥子,在過去數年間靠在遠洋輪船上做廚師、雜役、鍋爐工等維持生活。他在請願書上署名「阮愛國」,代表所有越南的愛國者,提出越南獨立自主等八項要求。他要求面見威爾遜,為此租了一套燕尾服。這一會面並未實現,威爾遜或許從未讀到這份請願書。

比起中國人和越南人來,對威爾遜寄予更大期望的是韓國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苦苦掙扎的韓國人,致信威爾遜說,總統閣下「曾經極其真誠地表示,所有擁有各自獨特語言、文明與文化的同質民族,都應該允許其獨立」,所以美國應該「聽取因日本的陰謀不幸淪爲殖民地的韓國的請願,呼籲恢複韓國的獨立和自由」。這份用法語寫成的請願書,至今仍保存在美國國家檔案館。

不僅中國人、越南人、韓國人,世界各地受殖民、遭壓迫、被邊緣化及無國籍的民族,包括阿拉伯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和庫德人以及其他眾多民族,無不對威爾遜和巴黎和會寄予厚望。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希望的火花轉瞬即逝,失望卻轉化為持久而深切的怨恨,這種怨恨形成的「反美主義」意識形態將改變此後百年世界史的走向。

「好心辦壞事」的始作俑者正是當時在全球享有崇高聲望、作為一戰拯救者和世界和平締造者的威爾遜。威爾遜倡導的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看似無比美好,卻偏離了美國立國根基和英美保守主義傳統,這兩種截然對立的意識形態都是二十世紀新出現的「進步主義」(本書中論及的「進步主義」,大致等同於英美語境下的「自由主義」及左翼意識形態,正如歐威爾所說,左派的關鍵詞是「進步」、「民主」和「革命」,幾乎每個人尤其是年輕人都是「進步的」,至少希望被別人認為是進步的)。它們同時並存於威爾遜身上,就如同金庸小說中老頑童周伯通的左右手互搏。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像罌粟花一樣,美麗卻危險。威爾遜將它們從潘多拉魔盒中釋放出來,卻不知道如何收回去。他向全世界展示了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一體兩面的「威爾遜和平」,他的個人魅力和美國的實力以及當時的國際現實卻不足以維持這種脆弱的和平。未來的世界將深受其害。

威爾遜以「進步主義」治國並推展外交政策,為達至崇高的目標不惜使用自欺欺人的手段,卻不知道手段的卑劣必將毀滅目標的崇高。美國精神的敗壞,不是始於二零二零年總統大選中系統性的作弊及其引發的憲政危機,不是始於歐巴馬或柯林頓,甚至也不是始於小羅斯福,而是始於威爾遜。終極的敗壞,乃是理念的敗壞。

從「冷靜和自我克制」的英國傳統到歐洲式的「進步主義」

威爾遜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擁有哲學博士學位的美國總統(他以博士論文《國會政體:對美國政治的研究》獲得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和歷史科學的哲學博士學位,但他執政之後卻從不尊重國會的權力),更擁有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和新澤西州長的完美履歷。2]

比這些看得見的光環更重要的是,威爾遜早年曾擁有過虔誠的喀爾文教派信仰及觀念秩序。他的父親是美南長老會的牧師及首席常任秘書,他的母親是長老教會牧師的女兒,喀爾文教徒的精神在其父母胸中燃起明亮的經久不息的火焰。因此,威爾遜自幼懂得把人生看作是實現上帝意志的過程。3]

威爾遜小時候深受閱讀障礙之苦,經過不懈努力乃成為傑出的學者和演講家。就像威爾遜的政治根基在南方一樣,他遵循的思想傳統是英國式的。他喜歡英國思想家的有意識的保守傳統。美國的民主傳統中,威爾遜最喜歡的就是其與英國傳統的大致相似之處。英美兩國的政治體制都是在從容不迫深思熟慮的基礎之上,在習慣和慣例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

威爾遜說:「我們把自己視作地道的民主派,而實際上我們充其量不過是進步的英國人而已。」他更指出,美國的民主政治與中歐那種爭取民主的狂暴行動在思想上沒有共通之處:

法國大革命期間爆發的民眾運動與我國政府的建立,二者幾乎毫無共通之處。我們對於一七八九年的記憶與歐洲人對於這醞釀著風暴的年頭的記憶是完全不同的。早在一百多年前我們就已顯示出我們具備歐洲人已經逝去的東西,即冷靜和自我克制。在關起門來自成一體的瑞士之外,民主在歐洲總是作為破壞性力量以反叛的形式出現的;甚至很難說歐洲的民主有一個有組織的發展時期……而在美國和英國各殖民地,民主在一開始就有著真正的有組織的發展,運動過程中沒有急劇的革命;無須推翻其他政體,所需要的只是自身的組織。這種民主無須建立而只需擴散,進行自治。4]

威爾遜讚同埃德蒙·伯克對法國思想的痛恨,認為法國哲學是「極其有害的和腐敗的」、「任何國家都不能按照這種哲學的原則來管理」。他讚揚伯克是真正的英國人,「英國歷史中有一個反對革命的連續的主題」。威爾遜從伯克等英國思想家那裡學習到很多重要的東西;他把英國政治家奉為楷模,並把英國憲法看成是治理國家最好的法律。

訴諸美國歷史,威爾遜認為,傑斐遜未能理解英國傳統是其主要不足之處,法國思辨哲學「像一種虛假的音調貫穿於他的全部思想」,所以「他雖然是一位偉人,但不是一位偉大的美國人」。威爾遜在維吉尼亞大學學習法律的時候,甚至不屑於爬上幾步山路到蒙蒂塞洛去參觀傑斐遜故居。後來,威爾遜在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期間所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向美國人民介紹英國人辦大學的思想,他喜歡的娛樂活動是口袋裡裝著一本《牛津英語詩歌選》騎著自行車在湖區閒逛。5]

威爾遜還有另一個自覺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南方人」,「南方人似乎天生就關心公共事務」,而且天生就是保守派。他把法律當作通往政治的路徑:「我選定的職業是政治;我學習的卻是法律。我學習法律是因為我認為這可以使我從事政治。」日後,他果然如願以償。

然而,威爾遜在「英國人」前面加上「進步」之定語,讓「英國人」的特質發生了可怕的偏差,因為真正的「英國人」對「進步」持懷疑態度。

威爾遜一直對宗教抱有熱情,「他不曾有志於成為牧師,但他把政治變成傳播心靈的啟迪的手段,變成表達新教徒強烈的『行善』願望的手段」,他的外表看上去內斂而冷漠,內心卻充滿浪漫激情,他將這種浪漫激情轉化為對「進步」願景的追求。當他成為第一位將「進步主義」當做國家政策的總統時,災難便不可遏制地降臨了。

威爾遜在學術上的代表作是《美國人民史》,在其學術和政治生涯中,他未能持守喀爾文教義和英國傳統(他的家族來自蘇格蘭),未能抵禦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來勢洶洶的左翼進步主義和現代主義的侵蝕,「他的信仰從美國進步派發展到國際社會民主派的觀點」,進而與美國憲法及其所代表的人性論及有限歷史觀決裂,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將其形容為「作為自由主義者的保守派」。一點也不奇怪的是,威爾遜後來成了民主黨人。

政治觀念的紊亂,始於基本信仰的動搖。威爾遜深受其叔叔、因鼓吹現代主義和達爾文進化論而被神學院解僱的神學教授詹姆斯·伍德羅的影響,認為堅守神創論是「無知和愚昧」,「地獄只是一種思想狀態」,進化論中科學家的理想高於《聖經》。他非常迷戀「進步」這一十九世紀晚期形成的概念,有一次甚至以《聖經和進步》為主題對一群長老會基督徒發表演講。他是普林斯頓大學歷史上第一位未按立為牧師的校長,竭力淡化和去除大學的宗教及教派色彩。6]

有歷史學家認為,威爾遜個人的神學觀是全盤接受喀爾文的預定論,他堅信,「如果我的生命不是為了宗教的驅動力而存在,那我這輩子就不值得過」,如果有不幸的事情發生在國家或個人身上,那麼「這是神的心意。」7] 但實際上,這個觀點並非喀爾文的預定論,而是聽天由命的宿命論——不承認人的罪性,就不可能相信上帝的預定和白白賜予的恩典。終其一生,威爾遜每天都禱告、讀經(他一生用破了兩、三本《聖經》)和參加教會禮拜,但其基督信仰已蛻化到「行禮如儀」的地步。

威爾遜身上確實有一種自以為是的傾向,一種自命不凡的傲慢與矜持,裝模作樣,貌似正人君子(自以為義),這種傾向一直都有,隨著大權在握而變本加厲。8] 威爾遜所信奉的「進步主義」跟英國和美國的傳統無關,跟喀爾文主義無關,它來自歐洲(儘管它表面上反對歐洲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用歐威爾的話來說,整個左翼的意識形態,不論是科學的還是烏托邦的,都是極端主義的。左派從自由主義那裡繼承了一些很成問題的信念,比如說,有關真理最終會獲勝,世界會變得越來越好,以及人性本善、是環境將人變壞的信念。9] 威爾遜為「進步主義」而展開的奮鬥,正應了英國左翼作家威爾斯作品的一貫主題:致力於建設一個有計畫的世界國家的科學之士與企圖恢復舊秩序的反革命分子的對立。與威爾斯一樣,威爾遜也認為一個「合理的」、有計畫的、由科學家和像他這樣的學者而不是巫醫控制的社會形態乃至國際秩序遲早會獲勝,為此他不惜賭上自己的政治生涯與歷史地位。

是「行善的政府」,還是半吊子的社會主義?

美國的制憲者們相信「人是全然敗壞的罪人」。麥迪遜意識到,「如果人人是天使,就沒有必要成立政府了」,所以才要制定憲法、分散權力、承認不會有完美的政府。政府和社會為人們提供運用各自天賦的人權去獲取財富和個人幸福的機會,其結果必然是明顯的不平等,但嚴格程序將確保每個人都有機會——平等是機會的平等而不是結果的平等。與之相反,進步主義者相信「人性本善」,這是一種杜威式的樂觀主義。威爾遜在第一次競選中面對來自右翼的共和黨和來自左翼的進步黨的競爭,他看到左翼的勢力越來越大,就不斷往左移動。他提出「新自由」之政綱,一心打造「行善政府」(何為善,只能由像他這樣學識淵博的政治領袖來定義),不惜背離美國秩序的根基——他不加掩飾地表示:「我們並不是一定要遵循《獨立宣言》的簽署者所持的那些原則。」

從十九世紀最後十年到二十世紀前三十年,這一時期的美國總統基本上都是共和黨人。除了威爾遜以外,唯一的一個民主黨總統是克利夫蘭,但克利夫蘭是一名強烈的經濟保守主義者,以至威爾遜有理由「把自己看作是一八六零年以後的第一個民主黨總統」。10] 這位早年認為美國的政體不是總統制而是國會制的學者,卻在其任上完成了從「國會政體」到「帝王總統」的轉變。一旦當上總統之後就竭力反對分權,典型的是「屁股決定腦袋」。威爾遜轉而認為「分權的唯一後果,就是造就了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為此不惜破壞三權分立的架構——他居然氣勢洶洶地威脅反對其政策的國會說:「我要壓扁你們。」他認為,總統是「國家真正立場和目標的代言人」,國家所需要的,是「一個與公民要求更為契合的人,一個了解其時代和國家需要的人」。美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行政機關,以用公共政策的形式實現公民利益。11] 由此,威爾遜首次在美國引入了「行善」的大政府模式。

一九一九年,威爾遜的老朋友雷科德——此人在威爾遜轉向進步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致信威爾遜,認為戰爭是由特權引起的,「而每一個現代國家都受有特權的人們所統治,這些人即是由於擁有鐵路、土地、礦山、銀行和信貸而控制了工業的人」。所以,要消除戰爭、消除剝削,就必須控制資本家,將他們的財富收歸國有。他建議威爾遜這樣立即實施這樣的政策,如是後人將會承認他的智慧並稱他為「真正偉大的人」。這顯然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變種,唯一的區別是雷科德沒有提出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將資本家殺掉。

威爾遜回信表示感謝並認同雷科德的看法。一年之後,他與阿克森教授討論時特別指出:「世界將發生急劇變化。我確信,現在由個人和公司經營的許多事情,將來會不得不由政府辦理。譬如,我確信,政府將不得不接管所有的重要自然資源……所有的水利資源、所有的煤礦、所有的油田等。這些均應由國家所有。」那麼,這種國有制跟蘇俄的國有制究竟有什麼差別呢?威爾遜弱弱地辯護說:「如果我在外面講這些話,人們會說我是個社會主義者,但我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而且正因為我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我才相信這些。我認為採取此類措施是防止共產主義的唯一方法。」這段話在邏輯上是無法自洽的。就連對威爾遜整體上持肯定態度的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都承認,威爾遜無法將此種想法在美國變成現實,「威爾遜事業的最後一部分工作完全像一個夢遊者做的,每天按指定路線不差分毫地重複兜圈子,而思想卻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幻境中遊蕩。」12]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威爾遜政府帶來了一個擴張權力的機會。最突出的表現是聯邦軍隊的擴充。同時,由於威爾遜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蘭代斯是典型的左翼自由派(布蘭代斯是第一個擔任此職的猶太人),其判例完全偏向威爾遜政府,比如,最高法院確認了總統及國會在戰爭時期管理鐵路、通訊和物價的權力。威爾遜對美國憲制的重大破壞,表現在他建立了美國歷史上空前的「戰時社會主義」的聯邦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戰給聯邦政府帶來的花銷超過內戰十倍,美國付出的直接代價是一千一百二十億美元,還不包括美國財政部借給盟國政府的一百億英鎊。戰爭導致國民自由的戲劇性縮水,「強制」成了一個很大的因素。

威爾遜大刀闊斧地革新了聯邦政府。他建立了西方國家第一個政治宣傳機構,即「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該委員會在全國範圍內鼓動愛國性反德情緒,並實施各種資訊審查。威爾遜執政後期完全依賴這個委員會提供的信息作出判斷,就如同被一群佞臣包圍的昏君。除了公共宣傳外,政府還將戰爭工作引入多個領域。伯納德·巴魯克領導的「戰時工業委員會」為美國的工廠制定戰時目標和政策;赫伯特·胡佛被任命為食品管理局局長,該局鼓勵美國民眾參與到「無肉星期一」和「無麥星期三」活動中,以為海外部隊節省食物;亨利·加菲爾德領導的聯邦燃料管理局引入夏時制,並對煤炭和石油實施配給供應來確保軍事需求。這些戰時國家主義經濟和社會管制模式,後來都出現在羅斯福新政中:比如,「戰時工業委員會」成為羅斯福新政時期「國家復興署」的原型,「國家戰時勞工部」成了一九三五年《國家勞工關係法》的原型。13]

威爾遜對經濟一無所知,卻執意執掌經濟大權。當美國經濟表現不佳時,他相信經濟上的國有化會有光明前途。他通過《聯邦儲備法》,設立了一個監控國家貨幣供應的歐洲式中央銀行——聯邦儲備委員會,「為了普遍的福利」而調控銀行業。美聯儲後來日漸膨脹,成為一個凌駕於美國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之上的怪獸,如同盤踞在帝國大廈頂端的人猿泰山。經濟學家托馬斯·伍茲認為,美聯儲是造成此後多次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卻像穿著新裝的皇帝,每個人都在自欺欺人,假裝沒有看到它的醜態,甚至在指責政府措施失敗時,都對它避而不談。在威爾遜任上還通過了美國史上最嚴厲的禁酒法令,表面上是出於其虔誠的信仰和道德觀,實際上是讓政府強勢介入和管制民眾的日常生活。威爾遜也建立了權力無邊的聯邦貿易委員會,發佈四百份命令,干預市場經濟的運作。他還通過徵收累進制的所得稅的法令,令聯邦政府的財政能力擴展到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步。

自以為是行善,卻是在作惡。英國思想家阿克頓說過,「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威爾遜這位一度被認為是「其個人品格可以用聖經中最高貴的語言來形容」的紳士,仍未克服權力對人的腐化——人性本就如此,如果威爾遜持守喀爾文主義的人性觀,就不會如此盲目自信了,因為喀爾文認為人性本罪。總統權力在威爾遜任內大肆擴張。他曲解式地引用伯克的話來為其擴權辯護:「一般來說,權力是賦予國家精明和正直的部長們的,甚至法律的各種應用和力量也取決於行政權。沒有權力,共和國不過是一紙空文,而不是一個活潑能動有效的組織。」他認為,只有將權力授予明確、果斷地行使權力管理國家的首腦和部門,才能使國家權力機構有活力的高效運轉。在其總統任期的最後歲月裡,他竭力神化總統的權勢,「他本人易於產生非常強烈的內疚心情,把對完美無缺的正義的要求突出提到國家事務中,使他逐漸失去寬容的度量」。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日,威爾遜再一次發生嚴重的中風,左半邊身子完全癱瘓,左眼也失明。他卻竭盡全力欺騙選民,拼命掩蓋自己病入膏肓、已無法處理國政的真相。威爾遜的晚年是在中風後的病痛和眾叛親離的苦毒總度過的,他跟所有的朋友都絕交了,連內閣的部長們都很難見他一面。他拒絕辭職,將國事委託給夫人處理——許多歷史學家認為其夫人伊迪思·威爾遜實質上是美國的第一任女性總統,她扮演這個角色長達十八個月之久。14] 國務卿藍辛建議總統按照憲法有關條款行事——總統無法視事之時,由副總統來暫代總統之職,卻立即遭到解職。

即便在這樣的狀態下,威爾遜企圖參選第三個總統任期,卻被已分崩離析的民主黨拋棄。隨即,延續其加入國際聯盟政策的民主黨候選人在總統競選中慘敗。在黯然離開白宮時,威爾遜對同黨的議員說:「此後不必再跟我聯絡了。」法國駐華盛頓大使如此形容說:「假如他生在幾個世紀之前的話,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暴君,因為他根本不認為自己會犯錯。」

巴黎和會與國際聯盟:世界史上曇花一現的「威爾遜時刻」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威爾遜及其龐大的代表團乘坐的「華盛頓號」抵達法國港口布列斯特。不計其數的法國居民身穿五顏六色的當地傳統服裝到港口迎接,人們不停地歡呼:「美國萬歲!威爾遜萬歲!」

美國這個大洋彼岸的年輕國家,第一次被歐洲人當做救星。美國確實是歐洲的救星——若非潮水般的美軍被投入西線戰場,在俄國爆發革命並退出戰爭之後,德國從東線調回的軍隊發起凌厲的攻勢,士氣低落的英法聯軍恐怕難以抵擋。美國的參戰,是影響戰爭勝負的決定性力量,軍事史家李德哈特指出:「如果欠缺美國的經濟援助,美國未派兵使聯軍在數量上居於優勢,尤其在精神上使聯軍收到鼓舞,勝利不可能取得。」15]

威爾遜一行的專列抵達巴黎後,他受到更為盛大的歡迎。禮炮響徹整個巴黎,宣告美國總統的到來,一名在法國的美國人描述說:「對巴黎人來說,這真是最難忘、最富激情、最有好感的遊行,我從未聽說,更別提看到過這種場面了。」法國總理克里蒙梭不無嫉妒地說:「威爾遜認為他是另一個耶穌基督,來到地球拯救人類。」16]

威爾遜之前的美國總統,對參與國際事務(尤其是歐洲事務)興趣索然,威爾遜本人在戰前也是如此,他在一九一三年就職典禮前夕對朋友說:「如果我的政府不得不主要處理外交事務的話,那將是命運的諷刺。」命運確實如此諷刺了他:與後來的小羅斯福一樣,威爾遜以承諾不讓美國捲入歐戰而當選(他在競選演說中表示,若美國參戰,對美國和世界而言都將是一場災難,他的競選廣告是「他使我們遠離戰爭」),在其任上卻將數百萬美國青年派往歐洲大陸作戰。

多達十一萬六千多名美軍喪生歐洲戰場,此前從來沒有哪場海外的戰爭讓美國軍隊遭受如此慘重的傷亡。威爾遜對戰死異鄉的美國官兵心懷內疚,在蘇里斯尼斯美軍墓地,他痛苦地喊道:「我把這些孩子弄到這裡來送死,我曾經到這裡來作出保證,現在我還能說一句與這種保證前後矛盾的忠告嗎?」在普韋布洛中風那天發表的長篇演說中,他令人驚奇地坦白說:「在法國戰場上失去了兒子的母親們來到我身邊,拉住我的手,不僅眼淚滴在我的手上,而且還對我說:『總統先生,願上帝保佑你!』她們為什麼祈求上帝保佑我呢?是我要美國國會造成了參戰的形勢,結果導致她們的兒子們陣亡。」17] 沒有什麼像戰爭那樣,徹底粉碎烏托邦幻想,將理想主義轉變為現實政治,將善意轉變為怨憤。

歐戰不是威爾遜第一次發動的對外戰爭。再此之前,他已多次出兵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尼加拉瓜、海地等國,歷史學家沃爾特·拉伯夫將其形容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干涉主義者」——儘管威爾遜信誓旦旦地反對帝國主義,承諾美國「不再會通過征服來多求一英呎的土地」,但他解釋說他要「教導拉美人民如何選出一位好人」。

美國到遙遠的歐洲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使美國由「美洲的美國」、「門羅的美國」,搖身一變成為「世界的美國」、「威爾遜的美國」。這是美國第一次參與乃至主導塑造全球秩序,這是《西伐利亞條約》和維也納會議之後國際秩序的最大變動。在作家威爾斯看來,威爾遜「一度成為全人類的化身。或者說,至少他似乎象徵著全人類。在那短暫的時期中,全球有一股非同尋常的重要浪潮在呼應著他。局勢是如此熱切,以至於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去接受和讚美威爾遜——或以一句成語,或以一個手勢」。似乎,威爾遜心目中的「世界政府」如同一個讓人驚艷的寧馨兒,即將呱呱墜地。

威爾遜率領龐大的團隊參加巴黎和會,也標誌著美國總統在外交事務中開始擁有龐大而基本不受約束的權限。從此,美國雖然只有一個總統(President),但卻有兩個總統職位(Presidents),一個對內,一個對外。威爾遜專橫而跋扈,拒絕任何一位共和黨的國會議員同行。當然,最終他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國會以絕對多數否決了他在巴黎和會上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包括國際聯盟條約與凡爾賽和約。

當威爾遜啟程前往法國參加巴黎和會時(他是首位在任內出訪的美國總統,他在巴黎足足停留了六個月,是美國有史以來在海外停留時間最長的在任總統),當威爾遜發表《十四點和平計畫》時,「世界迎來了『威爾遜時刻』——這個詞彙捕捉到這樣的事實,即美國總統威爾遜在這個段期間成為全球數百萬人的偶像,以及與多數人共同展望的『奠基於自決原則的公正國際社會』,並成為此一願景的最佳代言人。而且威爾遜的名字——在許多情況下——他的形象化作那些理念的象徵與概括,且在一段短暫但關鍵的時期裡,威爾遜更成為國際事務新時代的先驅。」18] 在威爾遜之前,在美國國內,能夠以總統之名命名的時刻,唯有「華盛頓時刻」和「林肯時刻」而已,而「威爾遜時刻」已然溢出美國國境和美國國內政治,成為一個世界史的焦點。

威爾遜提出以《十四點和平計劃》重建歐洲乃至世界秩序。其核心內容是:建立國際聯盟,提供集體安全保障,要像運行良好的公民社會一樣,由政府、法律、法庭以及警察保障安全。威爾遜認為,對這場剛剛結束的致命且具有毀滅性的世界大戰而言,競爭型的聯盟體系恰恰是主要的誘因之一,因此他力圖廢除這一舊體系。舊制度——勢力均衡原則——失敗了太多次,必須被拋棄;國家間的和解應當基於新的原則,也就是正義和寬容的原則。威爾遜及其支持者相信,在國際聯盟這一合作型安全的新型包容體系內,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將參與其中,它代表著對國際體系穩定的一種更加有效的保證,遠遠優於聲名狼藉的均勢體系。少部分國家結成的聯盟將被所有國家創建的「世界同盟」所取代。國家間的爭端將被提交到國際聯盟,其目的就是通過談判達成和平的解決方案。19]

威爾遜倡導的理想主義國際關係背後,隱藏著精心設計的目標,那就是使美國成為全球領袖,按美國的想法重塑戰後世界。20]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作為對參議院施壓的回應,威爾遜在巴黎的談判中堅持保留國際聯盟憲章第二十一條,其中規定:為保證和平,憲章的任何內容都不「影響國際條約的合法性,如仲裁條約和門羅主義等區域性諒解」。這樣一來,他就可以保證世界特定區域(這裡指西半球)的一群國家,有權設計自身的安全條約,從而把區域外的國家排擠出去。21]

威爾遜天真而固執的國際主義在歐洲偏偏寸步難行,沒有一個歐洲列強願意全盤接受其建議。在凡爾賽宮,他像其他任何一位政府首腦一樣加入了這場推推搡搡的競爭。威爾遜的堅定支持者、新聞記者弗蘭克·柯布寫道:「在總統與這些總理、外交大臣坐在會議桌前的那一刻,他就失去了所有來自遠方和公正的力量。他沒有成為人類自由的偉大仲裁者,而僅僅變成了一個要對付其他談判者的談判者。」

巴黎和會所達成的《凡爾賽和約》既不公正也不仁慈。藍辛提醒總統,和約的各項條款看上去是非常苛刻和帶有羞辱性的,它們中的許多條款根本不能執行。威爾遜回答說,和約出自「上帝之手」。然而,這份和約讓被迫接受它的自由民主的魏瑪共和國在德國人民眼中失去了合法性。德國人怨聲載道,希特勒趁虛而入,稱簽字者為「十一月的罪人」。巴黎和會達成的短暫和平,甚至不比上世紀末期維也納和會達成的和平——法國的福煦元帥直率地評論說:「這不叫和平。這叫停戰二十年。」

威爾遜認為,《凡爾賽和約》是屬於勞合·喬治和克里孟梭的,但國際聯盟是屬於他自己的。他有一種幾乎是宗教上的虔信,認為他有能力以國際聯盟的形式實現一種新式的「國家間的和諧」。但是,美國國會斷然否決美國加入該組織——威爾遜企圖將美國加入國際聯盟這一條款塞入《凡爾賽和約》並拒絕對此做出任何妥協,讓參議院與之分道揚鑣。威爾遜為此展開一場全國巡迴演講,希望得到民意的支持,卻徒勞無功。他在中途中風倒下,從此纏綿病榻。

國際聯盟成立了,總部設在日內瓦,在其建立的一九二零年,其成員國達四十八個。但人們只能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情況下繼續威爾遜所憧憬的世界新秩序。

國際聯盟更為致命的缺陷在於,威爾遜精心打造的是一個非常容易破碎的玻璃百寶盒。當時,法國代表萊昂·布爾熱瓦建議,為了使得國際聯盟能夠擁有必要的軍備來推行其命令,應快速部署一名總參謀長和一支常備軍事力量以應對侵略。然而,威爾遜憤怒地否決了將這種想法引入一個旨在保衛世界和平的組織,他將其視為軍國主義的靈魂。結果,當道義勸說和經濟壓力無法保證和平時,國際聯盟缺乏通過使用軍事力量來擊退侵略的關鍵權力。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隨著德國的重新武裝和歐洲軍備競賽的重新興起,再加上日本侵略中國以及在太平洋上再次擴充軍備,致力於合作型安全的國聯被譴責置身事外,而列強們則在囤積武器準備大戰。22]

「威爾遜時刻」很快以雪山消融般的崩解告終。如同王莽恢復古制、「以『德』治國」卻導致西漢帝國的覆亡;威爾遜「以『德』組建國際秩序」的白日夢,埋下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崛起的隱患,巴黎和會剛剛落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槍炮聲就從遠方隱隱傳來,威爾遜對一戰的定義「一場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成為歷史笑柄。歷史學家本內特評論說:「沒有人比威爾遜更應為喪失和平負責。這是他的悲劇——也是我們的。」23]

沒有公民德性,民族自決變成種族屠殺

威爾遜失敗,是因為他背離了美國人習以為常的保守主義觀念秩序。他對人性抱有過於積極樂觀的期待,陷入民族自決、萬國平等的想像,這種理想主義迷人而危險。美國外交政策學者沃爾特·拉塞爾·米德認為,威爾遜主義亞文化最初發端於分離主義分子對信仰清教的新英格蘭的忠誠,並在逐漸衰落的美國喀爾文主義漫長而淡薄的餘暉中得到了發展。這個看法顯然是錯誤的,因為米德未能洞悉清教徒和喀爾文主義人性論的核心——清教徒和喀爾文主義對「人性本罪」的堅信,顯然與威爾遜的「全球社會向善論」背道而馳。

威爾遜主義認為,美國負有向全世界傳播美國民主和社會價值觀、創造接納法治的和平國家社會的道德義務和重要國家利益,而促進民主和防止戰爭是相輔相成的。在這個意義上,威爾遜主義確實與美國的傳教士傳統有關。歷史學家布爾斯廷在《民主歷程》中指出,傳教活動是理解美國與世界交往的核心因素。傳教士及其朋友、支持者、在美國國內擁有相同價值觀的其他人不僅影響美國對一些具體國家的政策,而且為美國整體外交政策建立了廣泛的概念——美國既是燈塔,更是救星,尤其是對那些非民主的國家的民眾而言。他們相信,當前的任何弱點或缺陷都不能推翻美國向世界各地傳播民主革命的權力、義務和使命。

然而,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美國和西方的傳教運動,其背後的動力是受進步主義浸染的社會福音運動,「社會」先於「福音」本身就說明「福音」不再純正,很多傳教士也儼然將自己而不是上帝視為落後國家和民族的救星。當他們的影響力溢出教會,影響國家的外交政策時,負面效應就鮮明地呈現出來。

威爾遜主義固然是根植於美國的文化和歷史的真實的存在,但它不能一家獨大(在威爾遜執政時期就是如此),它必須受到其他立場的制約,比如重視本國經濟利益的漢密爾頓主義、更關心國內安全的傑斐遜主義和以美國人民的利益為首的傑克遜主義。24]

威爾遜以為理想主義是美國人最顯著的性格特徵,其實,美國人在理想主義之外還有一種謹慎而悲觀的現實主義——用托克維爾的話來說就是:「美國人的想象力,即使飛翔得很高時,也是小心謹慎和遲疑不決的。它的行動受到束縛,它的目標難以達到。這些謹小慎微的習慣,也見於政治社會,並對國家的安定和所定的制度的持久產生極為有利的影響。」制憲者們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喀爾文主義者,基於人性中的幽暗意識,在制憲過程中重點考量的不是締造一個無所不能的大政府以及賦予總統以國王般的權力,而是如何將權力關進籠子裡,防止出現多數人的暴政和民主的暴政。

從本質上來說,美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而是一個共和國、聯邦國和憲政國。威爾遜以為民主是美國的首要特徵,要將美國式的民主向全球推廣——這種傳教士般的熱情和正義感,看似高尚,一旦成為國家外交政策的原則,必將帶來巨大災禍。與威爾遜相似的自信滿滿的宣告,出現在小布什第二個總統任期的就職宣言中,那似乎是干涉主義的宣言:「美國的關鍵利益和最深的信仰是一體的。從誕生之日起,我們就宣佈世間所有男女都有權利、尊嚴和無可匹敵的價值,因為他們都背負著造物主的形象。世代以來,我們都宣揚自治的必要,因為沒有人適合當主人,沒有人應當為奴。傳播這些理念是美國得以創立的使命。」小布什以此理論為其輕率地發動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作出辯護。他宣稱,美國負有某種神諭式的使命:「美國的政策是在每個國家和文化中尋找、支持民主運動和機構的發展。」而歐巴馬也試圖通過支持阿拉伯之春運動來改變中東的政治制度和勢力叛徒。然而,他們都忘記了托克維爾至關重要的論述:民主在美國的成功得益於新教倫理及其塑造的公民美德,如果沒有這種公民美德,任何國族的人們既無法享受自由,也無法維持獨立。美國經驗在價值上是普世的,卻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換言之,並不具備對所有國家的普適性,它受限於不同的民情秩序。小布什和歐巴馬都犯了跟威爾遜一樣的錯誤: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未能給這兩個國家帶來穩定的民主制度,阿拉伯之春最終痛苦地演變成漫長而嚴酷的阿拉伯之冬(尤其是在敘利亞與利比亞等國)。

威爾遜以為「民族自決」是一個美好且可以實現的原則,卻沒有料到它如同一顆被引爆的炸彈,「我宣稱所有民族都有自決權的時候,我沒有意識到有如此多的民族會接連不斷地找上我們」。當追求獨立而被英國政府鎮壓的愛爾蘭人前來向威爾遜尋求幫助時,威爾遜卻不敢跟最親密的盟友英國翻臉,只能冷冷地拒絕他們,卻宛如自己打自己耳光。國務卿藍辛質疑說:「總統在說『自決』的時候,他心裡想的是個什麼單位?是人種、地區,還是團體?」藍辛認為,威爾遜使用這個詞語是個災難:「這種說法只會帶來永遠無法實現的希望,我擔心千萬條生命會因此而葬送。有人為了這個原則會不惜訴諸武力,但理想主義者無視這種危險,等意識到這一點時,一切都太遲了。最終『自決』必然落得萬眾唾棄的下場,被人們當成理想主義者的春秋大夢。」藍辛進而質問:是什麼早就了民族?是像美國那樣,一種共有的公民權?還是像愛爾蘭那樣,一個共同的族群?如果它不是自治,那麼應當改為自治嗎?要是這樣的話,自治到什麼程度才夠用?不管怎麼定義,一個民族能在一個更大的多民族國家中幸福地生活嗎?25]

威爾遜故意不對「民族自決」作出清晰界定,他也拒絕回答藍辛的一系列追問。「民族自決」這種二十世紀的意識形態,比後來出現的核武器的威力還要大,它拉枯摧朽般地加速了俄羅斯帝國、德意志第二帝國、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這四大帝國解體。在帝國解體所留下的真空中,十個新的民族國家脫穎而出,但和平並未降臨,反倒陷入更殘暴、更恐怖的戰亂之中。從戰敗國所處的東歐、中歐到南歐連接形成「弧形暴力地帶」,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以及一九三零年代以來再度爆發的武裝衝突中,平民遭到殺害的數字普遍都超過士兵陣亡的人數,這一現象在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布爾什維克革命及其反革命,種族清洗,國家間的疆域爭端,國家內部的階級鬥爭……各種不同形式的戰爭和暴力衝突,幾乎都帶有種族或階級屠殺的色彩:中歐和東歐大部分新興民族國家內部都發生了規模空前(卻非絕後)的反猶運動和對猶太人的屠殺,按照近代民族國家模式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國大肆屠殺亞美尼亞人和庫德人。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像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這樣剛剛從帝國重壓下獲得獨立地位的民族國家,卻又急不可耐地迫害其境內的少數族裔(這些少數族裔反倒懷念在作為仁慈帝國的奧匈帝國統治下的舊日時光)。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短暫獲得獨立地位的波蘭,儼然以縮小版的多民族帝國自居,對其境內的猶太人、立陶宛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竭盡壓迫、歧視和羞辱——就如同後來經過越戰獲得統一的越南,搖身一變成為中南半島的「小中華」,對柬埔寨、寮國、泰國等鄰國頤指氣使乃至兵戎相向。國家,和民族一樣,也是隨時間而改變的,當人們認為國家的權力是合法的,它就是合法的。每當民族復興浪潮湧來,知識階層就暴露在大規模清洗的危險中。針對階級身份而實施的屠殺是這個世紀的新現象,不僅知識分子,而且富人(農村的地主和城市的資產階級)也淪為清洗的對象。26]

沒有清教徒傳統,無法產生美國式的公民美德;沒有公民美德,法律和秩序乃一紙空文。歷史學家羅伯·葛沃斯指出,全球帝國瓦解、民族國家興起以及暴力循環升級,起源都是一九一八年的「威爾遜時刻」。一戰和二戰之間的一系列小規模的戰爭及內亂帶來致命遺產——滲透了國內與國際衝突中的新暴力邏輯:所有國家都要經過整肅,清除掉在種族與政治上不受信任的群體(「劣等居民」和「敵方平民」),以達成某種「淨化過的社會」。27] 希特勒的種族主義觀念不是憑空產生的。威爾遜固然不需要為希特勒的大屠殺負責,但是,在「威爾遜時刻」之後一百年的今天,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衝突、南斯拉夫的內戰、車臣戰爭、「阿拉伯之春」轉變為「阿拉伯之冬」、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的戰爭……無一不是對「民族自決」這一貌似進步的理念陰鬱的反諷。

不在場的列寧,打敗了「向全人類發令」的威爾遜

美國左翼歷史學家布魯斯·卡明思認為,威爾遜是民族自治的擁護者,被視為美國理想主義外交關係之父,他絕對是美國僅有的,身上既有嚴格的喀爾文主義(其實已經偏離了喀爾文神學的核心部分),又有相應的偽善、傳教士的熱情、高智商、美德、種族歧視(他支持美國南方的種族隔離制度)、侵略性,諸多品格在同一個人身上融合。如果說老羅斯福和馬漢代表美國的新生力量,代表著一個全新崛起國家的獨斷強權政治,代表著美國渴望在世界獨立活動;那麼,威爾遜在他的時代則代表著更新的東西——國家合作和在進步規則下的全新世界(民族自治、國際聯盟),當然,這些規則是由美國制定的,如同制定在一個「各國門戶大開的世界」必須遵守的條款、法規。從威爾遜擔任總統以來,美國的外交關係就在兩種傾向之間擺動:第一種是遵循美國傳統的國家主義、民族獨立、奉行單邊主義;第二種是支持新的大西洋主義、國際主義、多邊主義,以及在英美主導的進步思想和法則下建立的世界。28]

當威爾遜抵達巴黎時,法國左翼作家羅曼·羅蘭用他慣有的華麗言辭將威爾遜形容為先知和救星:「總統先生您被獨自賦予了普世性的道德權威。所有人都對您抱有信心。回應這些卑微的希望與請求吧!……華盛頓的後繼者、林肯的後繼者!您一手掌握的,並非某個政黨、某個民族的功業而已,而是全人類的命運!世界各地人民的代表,如今都被召喚到『全人類大會』上來!您崇高的道德良知,廣土眾民的美國所擁有的光輝前景,是您擁有無上權力,領導這一切!發令吧!向全人類發令!」威爾遜不必為羅曼·羅蘭的諂媚之詞而感動,過不了幾年,羅曼·羅蘭又要用同樣的獻詞去歌頌史達林了。不過,威爾遜在「威爾遜時刻」所受的尊崇和愛戴確實真實存在:英國戰時內閣秘書,後來的巴黎和會秘書,莫里斯·漢基勛爵總是在公文包中放在一份「十四點和平計劃」,他說這份文件是「道德底線」。全歐洲的廣場、街道、火車站及公園都貼著威爾遜的名字,海報上用碩大的字樣寫著「我們要威爾遜那樣的和平」。威爾遜於一九二零年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但這個獎已無助於恢復威爾遜頭上的神光圈。

其實,威爾遜在啟程之前就已意識到其使命有可能失敗:「我好像看到了一場辜負眾望引發的悲劇——我真心希望自己感覺錯了。」一度熱情期盼「威爾遜主義」如甘霖般降臨的苦難中的中國人、越南人、朝鮮人、印度人和埃及人,並未等來公正與自由。期望破滅的人們對忽悠他們的「畫餅充饑」者的仇恨和憤怒,將如同洪水般翻湧澎湃。

巴黎和會上沒有戰敗國的代表出席,也沒有推翻沙皇的布爾什維克的代表與會——歐洲人對馬克思所宣稱的「共產主義的幽靈」深感恐懼,溫斯頓·丘吉爾如此譴責這個幽靈:「文明已經遭受大面積的完全滅絕,而此刻布爾什維克卻像一群兇狠的狒狒,在城市的廢墟和遇難者的屍體上蹦著、跳著。」

威爾遜聽說過列寧這個被德國用密閉火車運回俄國的流亡者的名字,但並未給予更多關注。威爾遜拒絕承認蘇聯政權,他將之看做是匪徒的政權。一九二零年八月,一份由威爾遜簽署的備忘錄指出了華盛頓對「新俄國」的立場:「美國政府不可能把俄國的現存掌權者視作一個政府,也不可能同其他友好政府那樣,與之建立關係……由於同其願望相反,所以美國政府認為,俄國的現存政權是在否認所有尊嚴和善良信仰的原則基礎上才建立起來的。」

威爾遜派出三萬五千名美軍,與英國、日本等協約國軍隊一同出征俄國,主要目的是避免此前美國援助盟友帝俄的軍用物資落入德國(以及似乎是德國盟友的布爾什維克新政權)之手。在北俄羅斯和西伯利亞等地,美國遠征軍不可避免地與紅軍幾度發生小規模的交手——這是二十世紀美國人與俄國人的第一次對陣,這也是西方對抗布爾什維克行動的序幕。協約國軍隊對白軍將領高爾察克等人提供了有限的支持,卻並未主動參與任何主要戰役。當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內戰中節節勝利之時,威爾遜明智地命令美軍從俄國撤離。

一九一九年,在民主或半民主的歐美世界,列寧這個名字意味著意味著野蠻、邪惡和殘暴,遠遠不能與倡導「國家部分大小,一律平等」原則的威爾遜相提並論。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和平計劃,不僅是一種針對中歐君主國的美式方案,更是反對布爾什維克及其「無產階級專政」的方法。在威爾遜看來,抵制歐洲布爾什維克化的主要武器在於他的世界新秩序。這種新秩序將融解直至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平協議才出現的列寧的「新俄國」。29] 然而,對現代化理論作出傑出貢獻的美國歷史學家阿諾·梅爾指出,一場「威爾遜對決列寧」的生死搏鬥已悄然展開,儘管兩人終身未曾謀面。這個不單單是兩個人、兩個領袖、兩個國家之間的鬥爭,而且是兩種意識形態、信仰和觀念秩序的鬥爭,這場鬥爭一直延續到冷戰、延續到今日——列寧的帝國雖已解體,但中國部分地繼承了此一遺產並將其中國化,進而取代蘇聯成為美國和西方的「掘墓人」。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極端仇視布爾什維克的威爾遜卻發現,自己所倡導的國際新秩序,居然與列寧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兩人的對決是在往同一目標的跑道上的競技。傑弗里·巴勒克拉夫指出,這兩位領導人採用了一種新的民主外交手段,越過政治家而直接求助於其他國家的人民。兩人在競爭「人類的選舉權」。他們的競爭代表代表不同的意識形態,但人們可以從這個冷戰的前兆中發現,奇怪的是美國和俄國都決心要從歐洲傳統大國手中奪取政治和道德上的主動權。30] 他們都多少用了欺騙的手段,如果說威爾遜是善意的欺騙,列寧就是惡意的欺騙。

在巴黎和會上受傷最深的三個國家,日後都成為美國最頑固的敵人。

在中國,芮恩施早已觀察到隨著巴黎和會的推進中國民意的轉變:「實際上可能沒有任何地方像中國這樣,對美國在巴黎的領導抱著如此大的希望。中國人信任美國,信任威爾遜總統時常宣佈過的原則,他的話語傳播到中國最遠的地方。」然而,「巴黎和會的老頭們的決定」讓中國人民感到強烈的失望和驚醒,「自美國參戰的時刻起,人們就懷有一種勝利的信心:所有這些犧牲、這些苦難將換取關於世界行為的正義原則,在這些原則下,人類將生活得更幸福,更安全。這種希望現在幾乎完全破滅了。」31]

當時,第一代接受民族國家理念的中國大學生,如此描述對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和諾言的失望:「全世界本來都傾聽威爾遜的話語,像是先知的聲音,它使弱者強壯,使掙扎的人有勇氣。中國人一再聽說過了……威爾遜曾告訴過他們,在戰後締結的條約裡,像中國這種不好黷武的國家,會有機會不受阻礙地發展他們的文化、工業和文明。他更告訴他們,不會承認秘密盟約和在威脅下所簽訂的協定。他們尋找這個新紀元的黎明,可是中國沒有太陽升起,甚至連國家的搖籃也給偷走了。」他們抱怨說:「外國仍然是自私和軍國主義的,並且都是大騙子。我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跟政府毫無關係,也不存在希望,而且也不能依賴像威爾遜這樣的所謂偉大領袖。看看我們的同胞,看看那些可憐無知的大眾,不能不覺得我們必須奮鬥!」32]

中國新式知識分子與威爾遜的蜜月期只持續了短短幾個月。一九一九年的中國人很快看到了另一種方案,既不是回歸中國傳統的老路,也不是效法美國的道路,而是俄國的那套新秩序。在對威爾遜的幻滅的同時,中國知識分子從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共產主義成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新辦法。以顧維鈞為代表的親美派的努力失敗了,儘管他在和會前夕得到威爾遜的接見並與之長談。巴黎和會宣告了北京政府的死刑,中國模仿美國建立議會民主制的努力劃上了休止符。巴黎和會的第二年,一群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組建了中國共產黨。年輕的毛澤東在其慷慨激昂的文章中宣佈與威爾遜和美國一刀兩斷,日後他還會寫下一篇題為《別了,司徒雷登》的、對美國人充滿刻骨仇恨的「斷交文告」。

韓國人為引起威爾遜和巴黎和會的注意,發動了三一運動。這場運動遭到日本殖民當局的殘酷鎮壓。韓國人卻沒有得到國際社會任何實質性的支持。在普林斯頓大學與威爾遜相識的李承晚建立了流亡海外的臨時政府,但直到一九四八年美國才幫助這個弱小的臨時政府回到從日本統治下獨立的韓國。朝鮮半島很快一分為二,蘇聯和中國支持的北韓金日成政權向美國支持的南韓發起了一場統一戰爭。麥克阿瑟率領以美軍為主體的、共十六國軍隊參加的聯合國軍迎戰強敵。美軍在韓戰中付出傷亡十五萬人沉重代價。北韓政權經過三代世襲,以東方式極權主義模式頑強維持,並被美國列在「流氓國家」之榜首。

越南人胡志明也失望地離開巴黎。威爾遜不會料到,胡志明領導的越南獨立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居然終結了法國的印度支那殖民帝國的迷夢,而且將美國捲入曠日持久的、比二戰更血腥的越南戰爭——美國屈辱地吞下了建國以來最慘痛的對外戰爭的敗局,越戰給美國社會和美國人帶來一道深深的精神傷痕。

中國、北韓和越南三個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都成為列寧及其大同世界承諾的信徒,他們早就將威爾遜及其自相矛盾的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宣言拋到腦後。這三個曾經對威爾遜和美國無限嚮往與尊崇的國家,此後都與美國發生了血腥的戰爭,美軍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的傷亡僅次於兩次世界大戰。

威爾遜口中的正義與和平不過是海市蜃樓。在林肯·斯蒂芬斯的自傳中有這樣一個難忘的場面。時間地點是在一戰後的巴黎和會上。法國總理克里孟梭聽完威爾遜的「這是一場終結一切戰爭的戰爭」的高論後,質問威爾遜和勞合·喬治說,你們真的相信這個說法嗎?威爾遜對這個頗為無禮的追問感到不知所措。克里孟梭開始列舉實現和平的必要代價:英國必須放棄他們的殖民體系;美國人必須離開菲律賓並且不再染指墨西哥……類似的要求數不勝數。與會眾人被迫承認,這個結果不是他們真正想要的。他們想要的根本就不是和平,他們想要的實際上還是戰爭。美國保守主義思想家維沃評論說:「這就是所有表裡不一者的困境,他們鼓吹正義,但真正想要的(且實際上所選擇的)卻是其他東西。」33]

今天的美國,仍在咀嚼「威爾遜主義」的苦果——不能輕易給他人許下你無法實現的承諾,此種行為看似慷慨,實則為撒播仇恨。美國人乃至所有人都應當尊重一個常識:美國道路不是一條適合所有國族的道路,美國價值也不是任何國族都可拿來為己所用的普世價值——如托克維爾所說,對美國民主的結構發生制約作用的有三大因素:地理、法治和民情。其中又以民情佔主要地位。所謂民情,就是一個民族的整個道德和精神面貌,「民情的這種重要性,是研究和經驗不斷提醒我們注意的一項普遍真理。它是我的觀察的焦點,也是我全部想法的終點。」34] 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美國式的民情,美國的民主共和制度才有可能得以成功移植。而美國自身也必須時刻持守自己的民情,否則美國秩序也可能在美國本土遭到動搖乃至顛覆。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威爾遜是二十世紀左翼自由派思想和政策的開路人,但「江山代有左派出,各領風騷三五年」,對於左派而言,沒有最左,只有更左,不夠左的左派仍然是他們試圖毀滅的敵人。從來不懂得尊重言論自由的左派,喊打喊殺,往往會殺伐到自己的老祖宗那裡。黑命貴運動延燒,威爾遜居然成為犧牲品,遭到毫不留情的鞭屍。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七日,普林斯頓大學校長艾斯古柏宣佈,董事會認為,威爾遜支持種族隔離政策,「就算以他的時代標準評斷」,種族歧視也是相當明顯,因此他的名字不適合作為學校或學院的名字,尤其是公共政策學院。於是,普林斯頓校方將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將改名為普林斯頓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住宿學院威爾遜學院改名為第一學院。

反噬是左派的天性。若威爾遜地下有知,看到自己居然被做過校長、貢獻良多的普林斯頓大學如此徹頭徹尾地抹去,不知當作何感想?

1] 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頁144。

2] 二零零三年,筆者第一次訪問美國時,第一個參觀的景點即是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S街的威爾遜故居,那時筆者還是一名景仰威爾遜的國際主義者。此故居為一九二一年威爾遜卸任後的最後一個居所。二零一二年,筆者移居美國維吉尼亞之後,還曾去過維吉尼亞斯湯頓鎮的另一處威爾遜故居參觀,那是威爾遜出生和童年生活的地方。威爾遜學識淵博,其故居藏書極為豐富,在歷屆美國總統中亦屬罕見。威爾遜是「學者治國」和「博士治國」之典型,非常符合大中華文化圈(尤其是台灣)「儒官集團」之傳統(柏拉圖之「理想國」庶幾與之近似)。但是,國家領導人治理能力的優劣,很多時候並不與其學歷和學識成正比。威爾遜失敗的總統生涯,倒是用中文成語「紙上談兵」來形容頗為貼切,其帶給世界的是巨大的災難。

3]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頁282。

4]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頁288。

5]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頁288-289。

6] 丹尼爾·蒙特(Daniel J. Mount):《美國總統的信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頁108。

7] 約翰·麥考利斯德(John C. McCollister):《白宮使命》,(台北)橄欖出版,2007年版,頁153。

8]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美國人的歷史》(中卷),(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版,頁215。

9]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政治與文學》,(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頁440-441。

10] 亨利·J·亞伯拉罕(Henry Julian Abraham):《法官與總統:一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政治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頁126。

11] 伯頓·W.小福爾索姆(Burton Folsom,Jr.):《羅斯福新政的謊言》,(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年版,頁316。

12]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頁331-232。

13] 保羅·約翰遜:《美國人的歷史》(中卷),頁220。

14’ 保羅·約翰遜:《美國人的歷史》(中卷),頁227。

15] 李德哈特(Liddell Hart):《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下),(台北)麥田出版,2014年版,頁757。

16] 麥克菲爾森(James M. MacPherson):《總統的力量》,(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7年版,頁202。

17]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頁335。

18] 埃雷斯·馬內拉(Erez Manela):《1919:中國、印度、埃及、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台北)八旗文化,2018年版,頁25。

19] 威廉·R.科勒(William R. Keylor):《聯合國:全球合作型安全的守護者》,見沃伊切克·馬斯特尼(Vojtech Mastny)、朱立群主編:<冷戰的歷史遺產:對安全、合作與衝突的透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頁79-80。

20] 伊恩·克肖(Ian Keershaw):《地獄之行:1914-1949》,(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版,頁123。

21] 威廉·R.科勒:<冷戰的歷史遺產:對安全、合作與衝突的透視>,見沃伊切克·馬斯特尼、朱立群主編:《冷戰的歷史遺產:對安全、合作與衝突的透視》,頁85-86。

22] 威廉·R.科勒:<冷戰的歷史遺產:對安全、合作與衝突的透視>,見沃伊切克·馬斯特尼、朱立群主編:《冷戰的歷史遺產:對安全、合作與衝突的透視》,頁89-90。

23] 威廉·J.本內特(William J. Bennett):《美國通史》(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頁50。

24] 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頁181。

25] 瑪格蕾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巴黎和會》,(台北)麥田出版,2019年版,頁45。

26] 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民族的重建:波蘭、烏克蘭、立陶宛、白俄羅斯,1569-1999》,(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頁5。

27] 羅伯·葛沃斯(Robert Gerwarth):《不會結束的一戰:帝國滅亡與中東歐民主國家興起》,(台北)時報文化,2018年版,頁384。

28] 布魯斯·卡明思(Bruce Cumings):《海洋上的美國霸權:全球化背景下太平洋支配地位的形成》,(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版,頁214-215。

29] 貝恩德·施特弗爾:《冷戰:1947-1991,一個極端時代的歷史》,(桂林)灕江出版社,2017年版,頁20-21。

30] 理查德·克羅卡特(Richard Crockatt):《五十年戰爭:世界政治中的美國與蘇聯(1941-199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頁28。

31] 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頁125。

32] 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頁124。

33] 理查德·M·維沃(Richard M. Weaver):《思想的後果》,(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頁190-191。

34]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頁358。

余杰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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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成都,求學於北京。

一九九八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在死水般寂靜的世紀之交掛起一陣旋風,暢銷百萬冊,有如魯迅和柏楊般的批判性文字和思想深深影響了中國一代年輕人。

二零一二年赴美,二零一八年入籍成為美國公民。致力於在思想觀念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意識形態、解構大一統的中華帝國傳統,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徒精神與保守主義價值,也就是其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以寫作為職業和志業,集政治評論家、散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於一身,著作已有六十餘種,一千五百萬字,與兒子等身。著述涵蓋當代政治、古典文學、近代思想史、民國史、台灣民主運動史、基督教公共神學、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人權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領域。

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并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公民勇氣奬」、「廖述宗教授紀念獎」等獎項。

以華語文化圈內唯一擁有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的台灣為心靈家園,為近年來關於台灣論述最為深廣的非台灣人之一。喜愛台灣的美食、風景、朋友和書店。相信文字可以穿越時間與空間,得天下之英才而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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