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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美國獨立日,以長文紀念我的偉大祖國美國生日快樂 2020-07-03 21:14:42

余杰:美國獨立日,以長文紀念我的偉大祖國美國生日快樂


美國獨立日,以長文紀念我的偉大祖國美國生日快樂。







一七七六年和一七八九年是對立的:美國是「新英格蘭」,不是「新法蘭西」




一切的分歧,歸根到底都是觀念秩序的分歧、神學和信仰的分歧。亞當斯與漢密爾頓都篤信喀爾文神學的精髓——喀爾文主義包含對上帝、世界和人性的看法,而一個人的觀念秩序決定了現實中對政府架構和政治模式的選擇。
法國大革命爆發後,它很快成為美國革命的一面鏡子。美國從中照出自己,還是照出自己的反面?美國憲制剛具雛形,即要面對法國路徑的誘惑。英國路徑如溫水,法國路徑如烙鐵;英國路徑承認自己只是「最不壞」的選項,法國路徑則宣稱自己將實現最美好的願景;英國路徑如英國的園林般樸實無華,法國路徑則如法國的園林般巧奪天工。向左,還是向右,美國面臨著兩種觀念秩序的抉擇。
首先,這是外交路線的差異——是繼續跟獨立戰爭中並肩作戰的法國做朋友,還是跟兵戎相見的前宗主國英國恢復關係;這更是美國剛出現的黨派分歧引申出的外交政策的對立——善於煽動民眾情緒的傑斐遜將亞當斯和漢密爾頓描述成有賣國嫌疑的「親英派」,這在剛剛跟英國打過仗、從英國殖民統治下獲得獨立、民眾對英國尚存恨意的美國,是一套有效的敘事策略。最缺乏道德的左派,往往首先佔據一個道德高度並用道德來攻擊對手。
亞當斯和漢密爾頓確實「親英」,但他們不是出賣美國國家利益以討好英國政府,而是尊重英國傳統和英國憲制。獨立戰爭期間,亞當斯曾作為大陸會議代表與英國談判。英國將軍威廉·豪在取得戰略性優勢的局面下,提出的條件是北美必須臣服。雙方毫無交集。當豪說到他只能將美利堅代表們看作大不列顛臣民時,亞當斯反駁說:「你可以把我視作你看到的任何事物,除了不列顛臣民。」多年後,亞當斯才知道他的名字被豪排除在「可赦免人物」列表之外。漢密爾頓在整個獨立戰爭期間從未退卻,在決定性的約克鎮戰役中自告奮勇指揮三個營攻佔英軍砲樓,「他和士兵們從戰壕中躍起,勇敢地跑過大約四百米長的敵人砲火可覆蓋的空地。為了達到突襲目的以及士兵榮譽的考慮,他沒有給步槍上子彈,而是打算用刺刀結束這場戰鬥」。這兩位國父怎麼可能背棄美國的國家利益而「親英」呢?
一七八九年,漢密爾頓起草并促使美國政府通過《傑伊條約》,與英國建立友好的貿易關係,令法國和法國大革命支持者們惱怒不已,認為是對昔日盟友的背叛。親法派的傑斐遜、麥迪遜們聲稱「親法」是回報法國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對美國的支援,這個理由是站不住腳的。由暴徒們組成的、自稱共和國的法國新政權,並非美國的盟友,那些真正幫助過美國的法國人——包括國王路易十六——都被這個政權除掉了。
美國國父們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迥異,分歧從三個層面展開。
首先,目的與手段之間是什麼關係?社會的發展是以英國式的改良來實現,還是以法國大革命式的暴力、殺戮、全盤推翻傳統來實現?為了所謂的自由,可以付出「一些無辜之血」嗎?為了達到意識形態的目的,可以謀殺嗎?
其次,這種分歧背後是對人性的不同看法。人是如聖經和喀爾文神學所說的「全然敗壞」的罪人,還是可以不斷進化達到「至善」和「完美」境界的聖人?如果答案是前者,權力必須分割和制衡,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只是最不壞的制度,還必須設計一套精密的共和架構來讓少數人的權益不受「多數暴政」侵犯;如果答案是後者,既然「人民」可以掌握絕對真理和正義,那麼由「人民」產生的「絕對民主」就是最佳的社會制度。
第三,在不同的人性論背後,最深層次的對立,是基督信仰與無神論、唯物論、絕對理性主義的對立——在十九、二十世紀,後者衍生出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等怪胎,給人類帶來空前災難和浩劫。
一七七六年精神與一七八九年原則,是一脈相承,還是截然對立?且看國父們的答案。
華盛頓把巴士底獄的鑰匙掛在宅邸的門廳,但他從一開始就擔心法國大革命會引發翻天覆地的變革。當革命真的發生,華盛頓對發生在法國的暴力事件感到無話可說。對此,傑斐遜抱怨說,「(華盛頓)對法國大革命缺乏信心……我記得,在我得到國王逃跑又被抓住的消息後,我首先在會議上告訴他。我這輩子從未見過他在某件事上如此沮喪不安」。
華盛頓當然會「如此沮喪不安」,以他的貴族氣派、農場主身份和沉浸內斂的個性,以及「漸進革命」的觀念秩序,他預見到「法國大革命那些自編自導的所謂理想將會導致獨裁和悲劇」。華盛頓在不自覺間接受了喀爾文的觀念,對人性沒有抱過任何幻想,對世道險惡有清醒的認識。他不太相信人們會按照美德來行事,就好像他自己無法完全從本能上利他一樣。他之所以發現傑斐遜不道德,是因為傑斐遜從未像漢密爾頓那樣承認過其政治野心有多大。儘管那個時代瀰漫著一種誇大不實的幻想,即人類事務中存在某種自然秩序,只要——用狄德羅(Denis Diderot)的話來說——「最後一個國王被人用最後一個神父的腸子絞死」,最終的完美和諧就會到來。華盛頓的觀念與之相反——美國革命不是像傑斐遜想像的那樣是要破壞政治權力,而是要奪取權力,並明智地使用它。華盛頓的生活都是與權力有關的:面對權力,馴服權力,引導權力,使用權力。他那超乎常人的可靠判斷力,就是基於對權力運作方式的深刻理解之上的。
當過美國駐法大使的傑斐遜,對法國的事態極其樂觀。此前,他已然意識到法國正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他期待的解決方案是,法國走美國道路,美國革命爆發出來的「自由的風潮」正吹向歐洲,法國將是歐洲第一個經歷自由洗禮的國家。作為創造美國革命運動的當事人之一,他感到非常幸運和自豪,能夠見證自由的思想來到法國,他希望這股自由之風最終席捲整個歐洲。
在傑斐遜的想像中,美國革命僅僅是全世界範圍內鬥爭的第一槍,正如潘恩所說,「一七七六年精神」與「一七八九年精神」同樣表達了對自由的渴望。傑斐遜將全世界革命的勝利視為一個宏大的故事,法國大革命中的濫用暴力和失控局面只是令人扼腕、轉瞬即逝的一個章節。激進派在《國家公報》上高度讚揚雅各賓派,說他們是「街道上的傑弗遜主義者」。
與之相似,性格謹慎的麥迪遜儘管對法國的暴力有所憂慮,但仍將法國大革命描述成「過程是完美的,結果是了不起的」。
與對法國的迷戀相反,傑斐遜對所有英國的東西都表現出顯而易見的憎惡,這影響了他作為國務卿的成就,有好幾次差點將英美兩國的關係推向危險的邊緣。傑斐遜認為,美國外交政策所有的具體決定都需要參照這一廣闊的、世界性的樣式。他採用慣常的做法,將錯綜複雜的外交政策用簡單的道德二分法來處理:英國扮演反革命的惡棍角色,法國則是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更嚴重的是,這種思想觀念後來深深嵌入美國的政治哲學中,成為美國思想中最為幽暗的一個面向。
幸運的是,新生的美國並未被法國大革命的激情所裹挾。身為副總統的亞當斯力圖讓公眾相信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並無類似之處。既然美國的革命是「智慧」戰勝「偏見、獨斷與迷信」的勝利,那麼,為什麼亞當斯拒絕把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看作是美國「一七七六年精神」的繼續呢?亞當斯的答案是,法國革命正在力圖實現美國革命竭力阻止的東西。
亞當斯力求讓美國人民記起「一七七六年精神」的本質:保持舊的自由傳統,而不是宣傳新的、不相關的東西。世界上存在著兩種政治秩序的模式:一種是英國的莊嚴體制,它認為有序的制憲政府負有保護個人自由和人類易犯錯天性的責任,它尊重國民自由、不成文憲法和社會等級制度;另一種是法國的政治模式,它認為社會和諧來自於熱愛自由的人所具有的合作能力,所以民主是至高的價值,只要清除敵人、否定傳統,一個美麗新世界就能降臨。
亞當斯一直都是保守派人士。一八一一年,他寫信給兒子昆西說:「如果我縱情地想像未來的樣子,我能想像到的是,我預見了前所未見和前所未聞的變化與革命……當下,我能領會的最佳原則莫過於盡可能少地玩新花樣;盡我們所能地讓事情按照目前的軌跡運行吧。」美國的變化不管如何巨大,卻一直在按部就班地進行——這是亞當斯與其副手們的遺產。
在幾乎沒有奧援的情況下,亞當斯的學識與率直阻止了美國思想界一窩蜂地認同法國人的有關田園牧歌式的仁愛、全能式的單一代表機構以及單一制國家的理論。為了反對這些革命性的觀念,他犧牲掉自己的名望,但長期來看,他獲得了勝利。在讓美國成為世界上僅存的最為保守的政治大國方面,亞當斯起到關鍵作用。一直到二十世紀中葉,亞當斯的保守主義所發揮的強大影響力完全媲美於其法國對手所散布的激進的社會原則。
保守派陣營中的另外一個巨人是漢密爾頓。除了亞當斯,沒有人比漢密爾頓在法國革命上發表更多具有前瞻性的觀點了。「漢密爾頓就是上帝創造出來專門反對傑斐遜所有價值觀的人。」漢密爾頓不是傑斐遜誹謗的「膽小鬼」——漢密爾頓在戰場上的犧牲精神是傑斐遜所缺乏的。但是,這位戰爭英雄卻珍惜人的生命。漢密爾頓聽到從法國傳來的殺戮的消息時,他譴責說,法國「殺手們」那些「可怕的,令人厭惡的行為」以及「極度腐敗的行為」會使每個「擁有理性和人性的人畏縮」。
漢密爾頓反對「為了達到革命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想法。他認為,革命不應該一夜之間斬斷與過去的關係,或者徹底廢棄原有的法律、秩序和傳統。美國獨立戰爭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是「這個國家自由、自然、深思熟慮後的行為」,並且本著「正義和人道的精神」。事實上,美國獨立戰爭是寫在羊皮紙上的革命,是通過文件、請願以及其他法律形式定義的。
漢密爾頓將法國的混亂局面看作是美國的凶兆,如果人們因為對自由的熱愛而置秩序保障於不顧的話,悲劇也會在美國發生。他最大的夢魘就是法國大革命橫跨大西洋,而美國尚未擁有健全的體魄抗拒這場瘟疫。抵抗法國悲劇的疫苗是基督信仰和公民美德,漢密爾頓的結論非常明確:





如果道德中仍有某種東西是永恆的,那麼,對大革命的鼓吹意味著令人蒙羞的時刻必將到來。





讓漢密爾頓念茲在茲的是,如何讓美國遠離這場血腥的革命風暴。漢密爾頓熱愛英國社會和英國憲制,堪比英國殖民者自身對它的尊崇。漢密爾頓為未來美國設計的願景是另一個更強大、更富有的十八世紀的英格蘭——正如當時美國人將東北部最菁華地區稱之為「新英格蘭」。他已預見到,如果美國走英國道路,美國的成就將是英國的若干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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