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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德國選擇站在中國那一邊,將是兩次大戰後第三次選錯邊
余杰:美國大學裡的「政治正確」
同行達人何曉清 燃點燭光 繼續書寫歷史 2020-06-10 22:17:25

同行達人何曉清 燃點燭光 繼續書寫歷史








圖2之1 - 何曉清十分珍惜與學生的關係,記者跟學生打聽,女生Cathy說 . . . . . . (林靄怡攝)






【明報專訊】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少女戴黑色臂章上學,老師說不除下來,再沒有人可以保護你了。她不僅得脫下臂章,在不久之後的考試,還要把「反革命暴亂」、「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海外敵對勢力」背熟,寫下作為自己的答案。何曉清那年十七歲,她始終選擇說真話,二○一○年,她在哈佛大學創辦六四課程,曾連續三年獲得卓越教學獎。去年七月底,她回到最接近家的香港,進中大歷史系不過一星期,學生便敲門邀她到史學界集會,自此互相作伴,度過一年的風浪。「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那是她在課堂上教學生認識的詩句,來到不一樣的六四,與學生同聚校園點光,經歷最暗日子,她在光裏見到希望。




「八九年的我,就像現在的學生」


相約在中大訪問,何教授多番提議,不如一起吃飯?實在夾不到時間,她匆忙買個包作午餐,卻仍貼心給記者多買一份。與學生吃飯是重要事,她在課程大綱除了強調課堂講求學生參與討論之外,亦推介飯聚是自己九年來的教學傳統,歡迎同學參與。最初邀她參加集會的學生後來告訴她,沒遇過這樣的教授,三唔識七,一進辦公室「猛咁叫我哋坐低,攞嘢畀我哋食」,現在可慣了,即使用Zoom上課,師生都常談歷史談到半夜不願睡。


赴加國研究六四 成為「流亡」分子


二○一四年那年,是六四二十五周年,她的書《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出版。成長於廣州的何曉清,一九九八年決定往加拿大工作並爭取升學機會,由選擇研究六四這個題目開始,也就等於放逐自己成為「流亡」一分子,「書出來了,回家的門卻可能永遠關上」。


「要記錄這些歷史,是要付出代價的。」她在中大教授其中一門課名為「平凡的聲音,不凡的故事」,由紀錄片及傳記去看歷史與記憶。「楊繼繩寫關於大饑荒的《墓碑》,哈佛頒他新聞獎(Louis M. Lyons Award for Conscience and Integrity in Journalism)時,全世界記者都覺得是一個大獎,他都不敢去領,這是做研究的恐懼。」劉曉波二○○八年被捕後,曾聲援他的崔衛平亦多番被禁出境參加學術會議。




「崔衛平老師當時因劉曉波的事不可以出境,她是電影教授,我們每一個人只想埋首書枱做事,不想關心政治,像我這樣一個不像很political的人,為何要做下去?因為政治常常干預我們做的事嘛,我也只是想做歷史,幾時政治不再干預我們,還給我們學術自由,我根本不想與政治扯上邊。」港區國安法來到,政治氣氛日差,學生也跟她說,擔心一些研究還能不能做。


常面對「要不要做」的問題


何曉清說,一件事要不要做,是她生命裏常面對的問題,「自從做八九研究後,經常要做一些決定,當有一件事做了會帶來後果,還做不做?做了研究,碰上大國崛起,找工作時也許沒人願意聘請這種麻煩人,還做不做?」當香港學生來到面前,剛到港的她尚不知道運動會如何發展,「做不做?」她心裏再次升起這個疑問,「當他們邀請我去集會時,我突然覺得,現在我是大人了,八九年時我就像他們,想大人來支持我們、出句聲,現在唔通我話你走啦?」


從那時起,她與學生的生命交會並行。「他們好好的,跟我說會保護我」,她的甜美笑容留着純真的神態,儘管因為第一次在最近中國大陸的地方紀念六四,連日來心情翻滾,沒怎麼睡,她的雙眼通紅。


「跟同學的關係由那天開始,中間經歷了很多,昨晚(六月四日)是個beautiful ending,像我常說一九八九是beginning of an end,結束的開始。」她說有時像阿媽,要學生傳信息報平安;有時又被學生照顧,怕黑的她在中大下山的晚上,學生會追問她是否平安,上小巴未?六四晚上,她與學生到中大民主女神像前點起蠟燭,「這一年我們親歷歷史,同時又與歷史對話」。她說要唱《自由花》,有學生提出要唱《願榮光歸香港》。那是與以往不同的面貌,維園裏,有人一如以往唱着歌,有人揮舞「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大旗,有人喊香港獨立。


八九歷史 對照當下


運動風風火火,她隨事情發展努力重編筆記,想讓學生認識能與當下對照的歷史。曾經,八十年代懷抱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與共產黨亦不割席。「我們不是因為仇恨、絕望走上街頭,而是因為希望、愛、對這個政府的信任,這樣的忠誠被共產黨背叛,這已不是第一次。」另外兩門課,她教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的中國史,與七六年至今的後毛時代。「有一堂課我們看王若望的故事,他八十年代被開除黨籍,曾說過坐國民黨的監很容易坐,因為我的敵人是國民黨,手足知道我為理念而坐;當革命者成為政權,被自己人捉去坐,共產黨的監就難坐了。」


「一次又一次,來到今天,這是為何人們心中是憤怒與不信任。恐懼不是香港人想像出來的。」「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我只想做一個人」,她一口氣把北島的詩由頭念到尾,「這與香港同學現在有的理想一點不矛盾,追尋真相與公義是普世的,他們唱歌都講,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


盼學生保存自己


去年十一月烽火,何曉清拿着乾糧在大埔公路走不進校園,「行崇基爬山涉水上來」,當時她想到的,是天安門母親的證詞,如果當時留住了兒子/女兒,是不是就沒有後來一生的悲痛。「我想跟他們說,不要送死。」有學生告訴她勿要勸退,她仍是把話說給身邊的學生聽。她抱着做critical supporter的原則,互相說出意見,「所有人一同思考如何做得更好」,「我跟同學說,保護和保存自己,每個人在自己的位置上作出改變,可否為我們自己多爭取些空間,在這過程中不要死去?」


在害怕中堅持抗爭 香港未到最壞日子


她的一代人,親歷過「終極一戰」後的一無所有。同代人被屠殺,自己為生存逼着要說謊,「八九年時,我們都可以覺得玩完了,佢哋乜都有,我哋乜都冇」。這一刻在香港,絕不是她覺得最壞的日子,因為在這裏,她找到同聲同氣的人,暫且不再流離,「後八九之後,我們沒有選擇,要麼變成黑暗,要麼與它一起製造黑暗,還有什麼選擇?最後一種就是對抗黑暗,但又唔夠佢打。」只能出走往外國,繼續保存、講述真相,從此沒有了家。書出版的那年聖誕,「朋友都回家去了,我能去哪?我行去Charles River,在Harvard Square看別人家的老房子,我在想,一個政權令那麼多人背井離鄉,那麼多為國家好的人流亡海外,像我這樣貪生怕死的人,為了做這件事,也成為一部分」。


香港運動一年,現在我們必須想,當日子愈來愈暗,自由愈收愈緊,如何堅持下去。何曉清說,她從不比較每個人的勇氣,因為她明白「驚」的痛苦,「每個人為自己人生選擇的路都不一樣,我不覺得我是個很有勇氣的人,但很希望能做到我認為對的事,亦不想指摘別人為何不做、為何不勇敢一些。每個人有他的處境,有家人要關心、有小孩要照顧,只能要求自己如何,無法要求別人」。「我做那麼多正正因為我好驚,不想我們以後的年輕人或下一代好似我那樣驚,我在加拿大返學、美國教書,當地的人可以很驕傲的到處告訴別人,我明天去遊行,我們做這些卻要收收埋埋,還要被罵,實在好痛。」


拒絕接受謊言


在哈佛教書,也遇過來自中國內地的人對她質疑辱罵,「這次回來我一點不孤單,在外國時多少大陸學生鬧我,很難聽的鬧,我也會用盡耐性去說服每一個人,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唯一有的是我們的道義資源」。她正在寫有關歷史記憶與民族主義的研究,「我二○○六年開始指出民族主義是很大問題,被人認為是傻的,現在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問題,就會在這上面努力」,「我已習慣做一些事十年都不會有改變,為何還要做?因為你知道是對的,而且唔忿氣,香港人去維園也是唔忿氣,為何要接受你的謊言,不能說出我們的真相?」


「自己的價值在哪,家就在哪」


三十年來,她視維園的光是燈塔,向哈佛學生展示照片時,他們都會驚呼一聲,沒想到一個燭光晚會竟能集合幾十萬人,集合成千上萬人。然而這一年政權一壓,更壓得遍地開花。何曉清說:「我回來了,離家很近,又像很遠。我們的家園不止一個空間,其實我們的身分是由價值與原則定義的,八九年其實我內心最不認同的,是他們所說的價值,說為了人民,為了國家強大,才這樣做。所有香港人不管在哪裏點蠟燭,也是想說我不認同你的價值,這就定義了我們的身分,可能到最後仍是無家可歸,但自己的價值在哪,家就在哪,我很幸運能在這個地方。」


研究歷史的人可能會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不必着眼一點,但眼前的歷史學者說,「歷史長河乜乜物物,誰都會說,但身處當中每一個人經歷這些事都很痛苦」,「那些燭光就讓你知道你不是一個人,不論最終能否改變歷史,至少我們已在書寫歷史。他們(政權)寫歷史太耐了,其實我們也有我們的歷史,我們每個人都是歷史的一部分,If we want light, we must conquer darkness。」


文//曾曉玲


圖 // 林靄怡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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