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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美國大學裡的「政治正確」 2020-06-06 21:06:45

余杰:美國大學裡的「政治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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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如果一所大學或某個學術領域的人都站在同一陣線,每個人的確認偏誤都一樣,後果就會很嚴重——會毀了消除確認過程,學術研究的品質和嚴謹會跟著打折。(湯森路透)



基督教與無神論之間的決戰是世上最為重要的一場決戰。同時,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的鬥爭是上述這場決戰在另一個層面的翻版。


                小威廉·法蘭克·巴克利(William Frank Buckley Jr.)


 


當耶魯學生只會使用「大詞」,他們其實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明尼阿波利斯白人警察執法過當導致一名使用假鈔的黑人犯罪嫌疑人死亡。此一事件引發全美數十個城市的抗議活動乃至以黑人為主體的暴民瘋狂的打砸搶犯罪行為。


    


一位名叫黃愛琳(Eileen Huang)的耶魯大學三年級的華裔女學生寫了一封題為《我們和非裔站在一起》的公開信並征求簽名。這篇文章通篇充滿平等、正義、自由等「大詞」,但作者似乎並不知道她在說什麼,她說的不是美國華裔社群面臨的真問題,不是常識和真相,而是耶魯大學的白左教授們灌輸給她的極左理念。這位在美國長大的ABC,花著父母含辛茹苦掙錢為她繳納的巨額學費,卻心甘情願地被白左洗腦成黃左,進而譴責父母及華裔社群是種族歧視的加害者一方,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的荒唐事。


   


這位從未試圖理解父母輩在美國艱難求存、奮鬥打拼經歷的大學生,居高臨下地聲稱:「我特別想談談亞裔美國人社區中盛行的對非裔的歧視和敵視態度。如果我們不認真反省,這種態度會給我們所有人招來暴力。」她進而聲稱:「我們之所以有坦然地成為『模範少數民族』的自由,並不是因為我們比別人更好或因為我們努力,而是靠其他被邊緣化群體多年的鬥爭和支持得來的。」她對自己父母輩靠勞動和智慧實現的美國夢不屑一顧,甚至將父母看作「邪惡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一部分。她的父母唯一的的錯誤就是讓她在溫室中長大,所以她才會如此矯揉造作地宣佈:「我拒絕以犧牲他人為代價來呼籲對我們自己社區的種族公正。貶低或壓制其他少數群體的正義根本不是正義。」華裔和亞裔等少數族裔的成功,難道是貶低或壓制其他少數族裔的結果?這明顯是邏輯錯亂。如果說白人的自虐因為祖輩的原罪,那麼華人的自虐就只能用變態來形容。她最後呼籲說:「白人至上主義幾百年來一直在威脅我們所有社區。在這個許多享有特權的少數族裔都站在白人至上立場上的時候,我要問:你和誰站在一起?」這又是睜開眼睛說瞎話:你想跟黑人站在一起,黑人卻從不願跟你站在一起。以針對亞裔的暴力犯罪而論,大部分犯罪分子是黑人而非「白人至上主義者」。在此前洛杉磯的暴亂中,黑人犯罪分子打砸搶的不是好萊塢白人巨星居住的高尚住宅區,而是普通的亞裔社區。


    


在此次騷亂中,我看到一位黑人青年痛斥一名白左女性的一段視頻,建議黃愛琳同學看一看。白左女性說:「我支持『黑人命貴』!」黑人男青年說:「本質而言,『黑人命貴』就是個恐怖組織。」白左女性說:「你是找茬,你不正常!」(對於跟自己觀點不一樣的黑人,她立即用種族歧視的語言來攻擊了,可見她追求的種族平等是謊言)黑人男青年說:「你不要激動,我要告訴你真相,美國有百分之十三的非裔美國人,但全美跟槍支和毒品有關的兇殺案有百分之五十五是非裔犯下的。其中,高達百分之九十五是黑人攻擊黑人。我作為一個非裔,被其他非裔槍殺的概率,是被其他族裔包括白人警察槍殺的概率的兩千倍。是我們黑人在自相殘殺,這是真正的問題所在。我感到痛苦和悲哀,是黑人群體有問題,必須有人說出來。歐巴馬不說,因為他需要黑人的選票。不要再玩弄身份認同的遊戲了。」而美國各大名校所傳授的就是身份認同、身份差異的政治正確。


 


以學術自由為名的強制灌輸


 


黃愛琳就讀耶魯大學英文系,大概沒有選修世界史方面的課程。我再告訴她一個例子:賴瑞比亞共和國(Republic of Liberia)是十九世紀初數百萬解放後的美國黑奴回到非洲後建立的國家,其國名在英文中有「自由」(liberty)和「解放」(liberated)的意思。它是是非洲最早獨立的現代主權國家,也是非洲唯一沒有被西方白人殖民過的國家。它的憲法幾乎是美國憲法照抄而來,它的國旗模仿美國國旗只是星星僅有一顆,它甚至用美元作為官方貨幣。但這些從美國回去黑人,自己剛剛擺脫奴隸身份,又將原住民當作奴隸。這個國家既沒有解放也沒有自由,長達一百零二年都是一黨專制,軍閥推翻並殺害獨裁的總統甚至將其耳朵吃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朝不保夕之中,想重新移居美國而不得。賴瑞比亞的悲劇該由誰來負責?那裡可沒有白人至上主義者來充當替罪羊。


    


黃愛琳看似正氣凜然卻顛倒黑白的公開信,顯示了耶魯教育的失敗。關於耶魯教育的失敗,早在半個世紀之前,耶魯畢業生巴克利就在《耶魯的上帝與人》一書中發出警鐘長鳴。


    


巴克利是作家、保守主義政治評論家,政論雜誌《國家評論》創辦人並主持該雜誌長達三十五年之久。他一生的政治活動主要在於將傳統的政治保守派、自由放任經濟思想及反共主義統合起來。他於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零年間就讀于耶魯大學。在進入大學之前,他已形成其一生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他堅信,對於上帝的積極信仰和對於基督教原則的忠實遵奉,是形成一種向善的生活所必須的基礎。他也堅信,只要具備了對於經濟學的微薄知識,自由市場和政府的限制原則就能夠很好地服務於這個國家。


 


那時,巴克利剛服完兩年兵役,懷抱著對於基督教的堅定信仰和對美國制度與傳統的深深敬意來到紐黑文,對於進入耶魯大學來尋求對抗世俗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同盟者可謂是望眼欲穿。然而,當他進入大學之後才發現,這所名校早已淪為左派思想的策源地。


    


耶魯大學中以「學術自由」為名,充斥著為無神論、反對市場自由的思潮。這些思潮被校方安排在本科生必修課程中進行強行灌輸。巴克利逐一考察了社會科學部、哲學系、經濟學系、學生的課餘生活等領域後發現,耶魯的教授們為強行向學生灌輸其觀念而濫用「學術自由」原則。在巴克利看來,這是一種對個人權利的侵犯和否定,「任何形式的強制性價值灌輸都不應該被容忍」。學術自由應當回歸到其原本的含義:「任何人都有自由和權利去管理他們所監督與支持的學校的教育行為和目標」。


 


巴克利說:「學校的教育是教習那些未來思想競技場上的角鬥士的實踐之地。預料到終有一天他們會挺身而出並且參與到反對謬誤的鬥爭中。」(湯森路透)

 


巴克利發現,即便是傳統上相對偏右的經濟學部,也已淪為「神化集體主義的學部」。兼任教務長、地位僅次於校長的第二號人物弗尼斯教授是凱恩斯主義者,他擁有「對耶魯大學像老虎鉗一樣的控制力」。政治科學部挑選鼓吹計劃經濟的《美國政治的一個基本原來:國家政府》作為基本課程的教科書。該書作者聲稱美國應當去除「憲法崇拜」,大張旗鼓推行計劃經濟、擴張聯邦政府的權力、實行中央集權乃至取消地方自治。這些思想觀念被像注射毒品一樣灌輸到尚不具備分辨能力的青年學生的頭腦裡面,無論他們以後從事何種職業,都被這些大學裡學到的觀念之繭牢牢束縛,很多人終身都不能破繭而出。


 


美國名校推行的是反美國和反基督教的教育


 


耶魯大學是由教士們所建立的;兩百年間,它的理事們都是傳播福音的專職牧師;它的董事會會議至今仍然由吟誦禱文者召開,而它的每一個象征也都應該用增進信仰上帝者的鬥爭力量。但是,巴克利驚訝地發現,耶魯的無神論氛圍越來越濃,甚至有反對基督教之嫌,大學年復一年地容忍了一種對於基督教的不公正對待。


    


巴克利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他用詳盡的數字和論據來證明其看法: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學生選修由宗教系教師開設的課程,而大量的必修課是反宗教和反古典主義教育的。即便是宗教系本科生必修課程的講授者,大多數缺乏對基督教的堅定信仰。巴克利援引一位猶太裔教授古德諾(Goodenough)在課堂上的言論,儘管該教授被視為是「優秀的公理會教友」,但他曾在學生面前宣稱自己是「百分之八十的無神論者和百分之二十的不可知論者」。宗教系的教授尚且如此,其他系的教授就明目張膽地詆毀基督教了:在社會學系,宗教被當作一種迷信甚至是有害的愚昧,社會學導論課程的教授雷蒙德·甘迺迪(Raymond Kennedy)指出,「當今教會的聖職人員如同古代巫醫的翻版」,「宗教就是某種關於鬼怪、精神與情感的事物」。對宗教的偏見在社會學系中普遍存在,「說的好聽點,宗教不受待見,說的難聽點宗教就是被批判的對象」。巴克利認為,大多數教授都致力於讓學生遠離信仰,「在耶魯校園中對基督教有明顯偏好的教師都是鳳毛麟角」。


    


大學課堂上,比反基督教更風行的是反美國。美國跟基督教緊緊相連,美國是由清教徒創建的國家,美國立國的根基是聖經。所以,很容易推論出,仇恨基督教的人同時必然仇恨美國。唯有在大學課堂上,宣講反美言論能贏得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多掌聲。在美國的大學教授中,仇恨美國的人的比例是美國各種人群中最高的。冷戰時代,很多教授公然讚美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完全無視數千萬無辜者被蘇聯極權政府關押在古拉格群島中受苦和死去;而在今天,美國的大學將吸引中國留學生作為改善其財務狀況的重中之重,大學的領導者放任中國政府在美國的大學當中設置如同「國中之國」的孔子學院,孔子學院既是一個特務機構,又肆無忌憚地破壞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


    


巴克利是一名是天主教徒,卻「在新教的概念下限定基督教的含義」,當年有評論者即如此指出「他的經濟學思想較之天主教而言,更具有加爾文主義的傾向」。這並非孤立的個案,當新教的主流教派缺乏活力和放棄文化使命感時,上帝反倒興起一批具有清教徒觀念秩序的天主教徒,這就是美國的天主教與歐洲的天主教的差異——美國的天主教長期浸淫在清教徒的文化氛圍之中,變得越來越接近清教徒的偉大思想傳統了。如川普的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就是一位讓人敬重的保守主義的天主教徒。美國基督教領袖拉爾夫-裡德(Ralph Reed)指出:「川普挑選彭斯這樣的副總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能夠預見到他會採取雄心勃勃的、大膽的保守派執政風格的視窗。」川普政府的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P. Barr)在聖母大學的一場演講中直截了當地指出:「作為天主教徒,我們忠於使這個國家偉大的猶太-基督教價值觀。……作為法律人,我們應該尤其積極地參與正在法律層面上進行的反對宗教的鬥爭。我們必須警惕和抵制世俗化勢力將宗教趕出公共領域並侵犯我們信仰自由的企圖。」比其很多信仰淺薄浮華的新教教徒來,這些天主教徒反倒繼承了清教徒的傳統。


 


大學培養的是思想競技場上的角鬥士


 


大學裡面傳授的,不單單是知識,更是思想和觀念,如巴克利所說:「學校的教育是教習那些未來思想競技場上的角鬥士的實踐之地。預料到終有一天他們會挺身而出並且參與到反對謬誤的鬥爭中,學校教育將教會他們如何使用自己的武器、識破敵人的引誘與計策,並且會因為他們所投身事業的美德而受到鼓舞。」然而,即便是耶魯這樣的常春藤名校,也未能承擔此一使命。


    


巴克利發表《耶魯的上帝與人》一書時年僅二十五歲,此書讓他一舉成名。他為出版此書而突破了左派設置的重重障礙——左派不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也不尊重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校方取消了由他代表畢業生所做的畢業致辭(他將未能使用的演講稿放在本書的附錄中),更找來給耶魯捐助巨款的大亨科先生打電話給他,建議他「不失體面地撤回書稿」,卻被巴克利斷然拒絕。


    


自從本書出版之後,巴克利就把美國左翼自由主義視為頭號敵人(他們無恥地竊取了自由之名),認為當代的核心危機在於羅斯福新政傳統中的「社會工程師」和那些捍衛「有機道德秩序」的「真理信徒」之間的鬥爭,他本人就是一位思想觀念競技場上戰鬥不止的角鬥士。歷史學者納什(George H. Nash)稱巴克利「可以說是美國二十世紀後半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對一整代人而言他是美國保守主義的顯著聲音和第一位舉世知名的人物」;傳統基金會主席艾德溫·福伊爾納(Edwin Feulner)在追悼巴克利的聲明中說:「沒有巴克利就沒有《國家評論》,沒有《國家評論》就沒有保守主義運動、沒有傳統基金會、也沒有雷根總統,以及今天的美國。」英國保守派政治評論家約翰·奧沙利文(John O’Sullivan)將巴克利視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將美國不同支派的保守主義者團結起來的關鍵人物,「雷根的成功(部分)源于巴克利的思想」。


 



在自由的美國,支持民選總統居然需要具備對抗「政治正確」的巨大勇氣。(湯森路透)

    


儘管巴克利和盟友共同促成了雷根時代保守主義的復興,但雷根之後的情勢又急轉直下。巴克利對布什父子的政策評價不高,尤其認為伊拉克戰爭會讓保守主義運動積累的成果毀於一旦。果然,伊拉克戰爭的負面影響導致極左派歐巴馬上台執政八年,將美國破壞得千瘡百孔。然後才有川普效法雷根「讓美國再次偉大」,喚醒沉睡和沉默的選民,將美國從懸崖邊緣拉回來。但是,從大學裡面歇斯底里地反對川普的聲音就可看出,比起巴克利的時代來,大學的「左膠化」不僅未能緩解,更已病入膏肓。


    


美國學者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和葛瑞格·路加諾夫(Greg Lukianoff)在《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一書中指出,目前美國大學左右觀念嚴重失調,基本上是左派一統天下。以心理學為例,從一九三○年代到一九九○年代中期,左右派比例是二比一到四比一之間,但從一九九○年代中期後迅速攀升,二○一六年已達十七比一。在人文及社會科學其他核心領域,左右派人數比幾乎全都超過十比一。這種失衡情況在新英格蘭名門大學更嚴重。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唯一例外是經濟學,經濟學教授的左右派人數比是四比一。


    


這兩學者從這一系列數據中看到多元觀點喪失導致學術自由蕩然無存的嚴峻後果:每一位學者都有確認偏誤的問題,亦即傾向積極尋找能確認自身既定主張的證據。而大學最美好的特質之一是:若能運作得當,它可以成為學者之間相互消除確認偏誤的社群。這個過程稱為「制度性消除確認」。但是,如果一所大學或某個學術領域的人都站在同一陣線,每個人的確認偏誤都一樣,後果就會很嚴重——會毀了消除確認過程,學術研究的品質和嚴謹會跟著打折,處理政治議題的領域尤其如此。


    


這兩位學者繼而指出,大學教師之間缺乏政治多元性,會從三個方面給學生帶來負面後果。第一,很多大學生很少或沒有接觸政治光譜另一邊的教授,畢業時對保守派、政治和很多美國的事理解不清。第二,教師之間沒了觀點多元性,代表學生對政治爭議學到的主張往往「左偏」,與真相存在落差。一般說來,如果學生能聽學養豐富的學者從不同角度辯論難題,他們能更接近真相。第三,有些學術社群(尤其是位在美國最「進步」區域的那些)可能正面臨「相變」風險。他們的政治同質性太高也太過凝聚,以致產生與大學正常目標背道而馳的集體實體特徵。當集體實體為行動而動員,他們更可能是為了貫徹政治正統,而不是為了容忍對其核心意識形態信念的挑戰。若走到最後一步,民主國家的大學也會變得跟專制國家的「一言堂」一樣,學術活力日漸枯竭。


    


今天的美國,審視一所大學是否真具有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端看其少數派的教授和學生敢不敢大聲支持川普——當然,這個標準本身就讓人感到悲涼,在自由的美國,支持民選總統居然需要具備對抗「政治正確」的巨大勇氣。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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