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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國大盜」是百年之冤,袁世凱才是中華民國的國父 2019-04-20 23:01:51

「竊國大盜」是百年之冤,袁世凱才是中華民國的國父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袁世凱是促成南北和解、皇帝和平退位、結束二千年帝王專制的關鍵人物,其創建中華民國的功勛遠遠大於革命後期才從海外趕回來摘桃子的孫文。




西儒恆言:立憲國重法律,共和國重道德。顧道德為體,而法律為用。今將使吾民一躍而進為共和國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輔道德之用。——袁世凱


「竊國大盜」是「百年之冤」

中共奪取政權,一半靠武力,一半靠文宣。中共的筆桿子陳伯達以一本《中國四大家族》就讓國民黨執政集團聲名掃地乃至成為全民公敵,更以一本《竊國大盜袁世凱》為袁世凱和北洋政府蓋棺論定。顛覆了國民政府和北洋政府的統治合法性和真實的歷史地位之後,共產黨就能粉墨登場了。不過,陳伯達不曾料到自己也會迎來「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主狗烹」的那一天,一生追隨毛澤東、一度高升為中共第四號人物,到頭來卻被毛澤東以「反黨分子」的罪名下獄。自以為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卻身不由己地成為登上旋轉木馬卻下不來的悲劇人物。


長期以來,「竊國大盜」四個字幾乎成為袁世凱的另一個名字,「賣國賊」、「大獨裁者」、「復辟狂」等惡名緊緊跟上,袁世凱堪稱近代史上的「百年罪人」。然而,在甘肅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張永東,冒著巨大的風險和壓力,致力於「替袁世凱翻案」的工作,在北美出版了五十萬字的專著《百年之冤:替袁世凱翻案》。


張永東認為,就個人對中國的貢獻而言,百年來無人趕得上袁世凱。袁世凱是中國近代史上「創造第一最多的人」。在洋務方面,袁世凱創建了第一支新式軍隊、第一支新式警察、第一家近代銀行、第一條自來水管線、第一家發電廠、第一個電報電話公司、第一個電車電燈公司、第一條環城馬路。袁世凱也是第一個提出廢除科舉、舉辦新式學堂、建立巡警制度、實現直隸和天津地區民主普選的清帝國高級官員。袁世凱更是第一個提出引進西方憲政制度,第一次和平結束兩千年皇權專制並建立共和制,第一個倡導國會選舉並建立國會制度,第一個建立多黨制度和西方三權分立制度,而他自己則成為第一位由國會選舉出來的正式總統——其權力基礎及合法性超過此後所有的總統、主席、委員長和總書記。


作為改革者,袁世凱比李鴻章走得更遠。洋務運動與清末新政在時間上間隔三十年,時代背景有相當差異,李鴻章和被視為其事業傳承人的袁世凱在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上差別甚大。李鴻章是科舉正途出身,儒家思想是其不言自明的信仰和價值,無論怎樣支持變革,也不願踏過「中體西用」之紅線,就像鄧小平所謂的「理論」,萬變不離其宗,死死抓住「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指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等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故而其改革的成就有限;反之,袁世凱雖出身官宦世家,但青年時代屢試不中,憤然將所學儒家經典付之一炬,並表示「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豈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遂棄文就武,投靠伯父的生死之交、淮軍將領吳長慶,從此開啓嶄新的人生。


正因如此,袁世凱所中的儒家毒素較輕,沒有太過沉重的意識形態包袱,對他來說,包括「祖宗之法」在內,什麽都可以改。他率先推動朝廷廢除沿襲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引入西式教育體系。又如,他不顧頑固派的反對和滿族親貴的猜忌,不遺餘力地倡言立憲。清末旅居中國和朝鮮三十年的日本記者佐藤鐵治郎,在為袁世凱所作的傳記中稱讚說,西方各國由專制政體而變為立憲,大都是人民顛覆舊政府而成立新政府,幾經挫折,斷幾許頭顱,才可達成目的,若由專制國大臣而倡立憲,考世界各國改革歷史,罕有其倫:



袁世凱處支那專制政體之下,身為大臣,充最重要之機關,握種種之大權,而又系出漢人,竟不畏滿漢之嫌,及其他各種之障害,一意為國家謀生存,為人民增幸福。首倡立憲,以一身為怨府,苦心孤詣,為開明專制之預備。


以此而論,袁世凱才是中國近代政治體制改革的總設計師。他癡迷於憲法,即便後來稱帝,年號也是「洪憲」,也就是「洪揚憲法」之意,依然堅持立憲制。


世人對袁世凱的負面印象,來自於歷史教科書上列出的一系列罪狀:出賣戊戌變法、竊取辛亥革命果實、暗殺宋教仁、簽訂賣國二十一條、復辟帝制等。但「盡信書,不如無書」,張永東窮三十年光陰,爬梳典籍、辨析史料,指出對袁世凱的種種負面看法是「中國百年最大之冤」,袁世凱對中國的進步、變革,無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面,都起過不可替代的作用,袁世凱才是中華民國的真正國父。


袁世凱是清帝遜位和南北和解的第一功臣

武昌起義後,清帝國搖搖欲墜,朝廷不得已起用被罷黜的袁世凱。有人問滿族大臣那桐,起用袁世凱,不是加速清朝滅亡嗎?那桐答道:「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不可亡。」


袁世凱當然知道清廷只是利用他作為鎮壓革命黨的工具,便以生病為由拒絕出山。僵持多日,他提出六個條件,除了要求有指揮的全權和充足的軍費外,前面四條全是關於政治改革的:明年即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寬容參與此次事件的諸人、解除黨禁(可惜,一百多年後,中國仍未實現解除黨禁)。清廷指揮不動北洋軍,只能答應袁世凱的條件。


以北洋的軍力與佔據武漢三鎮的民軍的力量對比來看,北洋軍收復武漢三鎮乃至掃盪南方獨立各省,乃綽綽有餘。袁世凱的下屬、北洋三傑「龍虎狗」中的「狗」馮國璋迅速攻佔漢口和漢陽,電請趁勢攻佔武昌。袁世凱電令馮國璋停止進攻,並與民軍展開談判。


滿清親貴對於袁世凱不乘勝追擊極為不滿。肅親王善耆、恭親王溥偉質問說:「從前洪楊革命,十三省都淪陷,而胡林翼、曾國藩都能討平,現在南方革命黨並無大實力,黎元洪、程德全都是朝廷命官,公然叛逆,何不蕩平?」袁回答說:「討伐黎元洪、程德全,可以辦到;但張謇、湯化龍、譚延闓都是民選代表,討伐他們,我辦不到。」言下之意是官兵不殺百姓、不殺民意代表。可見,儘管袁世凱在跟滿清朝廷玩弄權術,但他已然具備了一定的尊重民權的現代觀念。


當時,全國已呈現鼎沸魚爛之端倪,很多地方陷入無政府狀態,暴力泛濫,大城市中居住於滿城的大量滿族平民遭到血腥屠殺,還有很多匪徒、會黨趁火打劫、殺人越貨。如果南北達不成和談,類似於太平天國那種屠戮婦嬰的慘劇或許會重演。袁世凱是促成南北和解、皇帝和平退位、結束二千年帝王專制的關鍵人物,其創建中華民國的功勛遠遠大於革命後期才從海外趕回來摘桃子的孫文。


國共兩黨的官方史家都不約而同地認為,袁世凱「竊取」了首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職位和辛亥革命的果實。但事實是:南北雙方有約在先,若清帝和平退位,則由袁出任總統,袁是唯一南北方、各階層都接受的國家元首,並非袁逼孫文讓位。而且,南方違背南北和談的約定,單方面成立南京臨時政府,這個政府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孫文當時審時度勢,承認南方的軍事力量不如北方,而且在英國的運作之下,孫文失去了從日本借款作為軍費繼續「北伐」的可能性,所以只好辭職認輸。表面上,孫文對袁的功績和才能大加稱讚,視袁為當然的總統人選,在致袁的賀電中,孫文承認「民國大定,選舉得人」之事實。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召開,南京參議院十七省代表投票,每省一票,袁世凱以全票當選。參議院在致袁世凱的電報中說:「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華盛頓一人。公為再見。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之第一之偉業,共和之幸福,實基此日。」在前一年年末,同一個機構推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時,孫文只得到十六票,另有一票投給黃興。袁世凱繼任為大總統,在程序上完全合法,「世界之第二華盛頓」的讚譽不是空穴來風。


退一步講,縱然根據中國古老的政治法則,袁世凱同樣獲得延續清政權的合法性。在宣統帝的退位詔書中,有「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字樣,某種意義上就是清帝將權力「禪讓」給袁世凱。


當時,報導中國問題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澳大利亞記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對袁世凱的評價相當正面:「這個領導人具備絕對權威,在世界有影響,以英國式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為其指導方針,能夠把中國引領向強大、光明的未來。」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ermot Spence)在《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指出,辛亥革命後「社會秩序的恢復,有賴袁世凱將北洋軍與同盟會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結合在一起,也仰賴袁世凱以立憲程序,將新軍和各省的議會結合成全國性的政體。」套用曹操的名言,「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袁世凱也有資格可以說——若沒有我袁某,此刻不知會有多少家「家破」,多少人「人亡」。


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後,開放黨禁、保障人權、學術獨立、言論自由,中國政治和思想上出現自春秋以來第二個「百家爭鳴」時期。北京政府確立私有產權制,在經濟上推行自由經濟,使中國經濟出現了一個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



共和 中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族 孫文 袁世凱 Chinese_republic_forever

宣傳海報《民國共和萬歲》,繪有孫中山和袁世凱的頭像|Photo Credit: Unknown@Wiki Public Domain


袁世凱不是親日派,從未簽署《二十一條》

早在梁啓超為學生蔡鍔的「護國軍」起草討袁檄文時,就指出袁世凱簽署《二十一條》是賣國行徑。這是康梁對袁世凱的栽贓——早在戊戌變法失敗的時候,康梁就編造了譚嗣同遊說袁世凱發兵包圍頤和園並軟禁慈禧太后、袁世凱向慈禧太后告密的謠言,史家已經考證,此事根本不可能發生。而袁世凱乃至整個北洋系,都是反日的,北洋之建立,主要就是對抗日本。


關於《二十一條》的歷史事實是:從一九一五年二月二日開始、歷時一百零五天,袁世凱政府與日本艱難談判,往返二十五個回合,採取拖延戰術,利用英美各國向日本施壓,也以中國反日民意為支撐,部分遏制了日本的蠶食鯨吞之企圖,是弱國外交取得的最大成果。


袁世凱早年出使朝鮮,宛如朝鮮的太上皇,一手主導朝鮮推動近代化改革,但因作風過於強勢,遭致朝鮮朝野的怨恨。在日清甲午戰爭爆發前夕,袁世凱被迫離開朝鮮,眼睜睜地看著朝鮮落入日本手中,以及此後北洋艦隊灰飛煙滅。袁世凱對日本非常痛恨,他絕非親日分子。日本與袁商談「二十一條」,從未拿出支持袁稱帝為條件。恰恰相反,袁稱帝失敗很大的一個原因,乃是日本的反對。日本學者岡本隆司在為袁世凱所寫的傳記中指出:



最後袁世凱還是回歸到了清帝退位前的「君主立憲」,這也與以日本為模型設計的政體一致。從此一角度來看,《二十一條要求》這個讓袁世凱轉而對抗日本的契機,對於袁世凱的皇帝即位,其實具有意想不到的影響。他在臨終前留下的遺書寫道,「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也許暗指了此事吧。


當時,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拿來威脅袁世凱的,居然是流亡日本的革命黨:「中國革命黨與日本在野人士過從甚密,勢力甚大,倘袁總統不表示友好,則日本政府實難控制革命黨不在中國行事。」確實,孫文等流亡者為在反袁上得到日方大力支持,早已向日本提出割讓滿洲和山東的建議。


五月七日,日本發出最後通牒、調兵遣將,在五月九日期限的最後一刻,袁世凱及北洋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條》中的十二條,其他關鍵部分被刪除。即便是接受的部分,如有關山東和滿洲的條款,簽訂的條件與原先提出的大為不同,不是「留待日後磋商」,就是加進限制條件。五月二十五日,在簽訂《中日民四條約》後,袁世凱召集政府要員開會,通告此事並告知原因:



我國雖弱,苟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條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堅拒到底,盡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後通牒已將第五條撤回,凡侵主權及自居優越各條亦盡力修改,並正式聲明將來膠州灣歸還中國。在南滿雖有居住權但須服從警察法令及課稅各條亦與中國人一律。因此,與初案相比已挽回許多……我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故權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後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經此大難之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嚐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希望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


對比孫文主動向日本提出條件超過《二十一條》的賣國協議,毛澤東六次感謝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才使其奪取政權,袁世凱難道不是真正的愛國者嗎?


據自始至終參與對日交涉的外交部次長曹汝霖晚年回憶:「日本此次提出《二十一條》,包羅萬象,集眾大成,勢力由東北、內蒙以至閔、浙,權利由建鐵路、開礦產以至於開商埠、內地雜居,甚至第五項要求政府機關設立日本顧問,兩國用同一軍械,警察由日本訓練,小學用日本教師,日本僧人到內地傳教,凡此苛刻條件,思以雷霆之壓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隨其所欲,直可亡國。幸我府院一心,內外協力,得此結果,亦是國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稱《二十一條》辱國條件,一若會議時已全部承認者,不知《二十一條》中之第五項各條不但辱國,且有亡國可能,已堅決撤回不議,而所議定者不滿十條。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如果說袁世凱、曹汝霖是當事人,有可能是為自己辯白,那麽後人可以參考在野知識分子的對袁世凱外交成敗的評價。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評價說:「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乃歷來外交史所未見。」寫過《袁世凱傳》並對袁基本持負面看法的左傾新聞界人士焦隱菊對此事也公允地評論說:「有一事可為袁世凱呼冤,就是外界傳說他與日本人訂立二十一條另有密約的事情,實在是沒有這回事情啊!」


在對日外交中,袁世凱和北京政府確實作出很多妥協,但妥協不等於賣國,妥協往往是救國的唯一辦法。中國的歷史書寫,往往將主戰派稱之為「民族英雄」,而把主和派稱之為「民族敗類」。在傳統的史學模式下,歷史研究淪為一種宣傳,忠奸的判斷模式約束著人們的視野和思維。其實,主戰派閉眼不去看中國的現實,被一種狂熱的愛國激情矇蔽,將中國帶往危險的境地。而主和派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積極為和平奔走,才換來避免戰爭、生靈塗炭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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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襄樊一夜@Wiki Public Domain

袁世凱君主立憲制的失敗嘗試

稱帝之舉堪稱袁氏政治生涯中所犯之最大錯誤。據袁世凱的秘書張一麐回憶,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凱在稱帝八十三天後發現此舉不得人心,將其召到總統府起草撤銷帝制的文告。


袁世凱對張一麐說:「我糊塗,沒能聽你的話,以至於此。」


張回答說:「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


袁不愧為敢作敢當、敢於承擔責任的領袖,失敗就是失敗,錯誤就是錯誤,他總結說:「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別人。……有國士在前,而不能聽從其諫勸,吾甚恥之。……總之,我歷事時多,讀書時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對比崇禎皇帝諉過他人的「君非亡國之君,臣是亡國之臣」的名言,袁世凱顯得光明磊落、謙卑自省。


袁世凱並非獨裁者,其人品也遠高於孫文、蔣介石和毛澤東這些真正的獨裁者。袁稱帝,是看到民國初年政局混亂,認為實行兩千年帝制的中國,驟然引入共和體制未必妥當,或許像英國和日本那樣的君主立憲更適合中國國情。他要當的只是憲政之下的君王,而不是一人獨裁的君主。人們不能一看到「皇帝」這個名詞就產生厭惡之情,沒有皇帝的政權未必就能實行民主——蔣介石和毛澤東無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實,國民黨政權和共產黨政權對民眾自由與人權保障,比得上袁世凱時代嗎?


袁世凱君主立憲的想法來自於美國顧問古德諾(Frank Johnson Goodnow)。古德諾因提倡君主立憲更適合中國,遭到國共兩黨和左派知識分子的百般辱罵。其實,古氏為美國公共行政與市政學的奠基人和權威,著有《政治與行政》等專書,對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美國市政管理體制改革運動有重要影響。


古德諾來華擔任民國政府憲法顧問,經過調研之後指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強固政府,維持政局穩定,以改良財政、修明法制、釐訂政府與人民的法律關係。他認為,中國的國情類似法國而迥異於美國,中國不宜學習美國而應當學習法國,若干年後,「民國如採用法制(法國式內閣制)或較為有益。」但當下百廢待興,西方現代政治制度及其抽象原則對於中國人來說毫無意義,在中國建立共和制只不過是一場夢,中國實行總統集權和負責制會有「更令人滿意的結果」。古德諾給袁世凱上了一篇意見書,建議說:在中國這樣一個毫無代議制經驗的國家裡實踐代議制,短時期內難望有成效,因此民國國會目前只應作為諮詢機構。


在洪憲帝制的高潮期,古德諾發表長文《共和與君主論》,認為君主制最大好處即在於權力交接時不致引起動亂,從而保證政治穩定。文中稱:



中國數千年以來受制於君主獨裁之政治,學校闕如,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絕不與聞,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之結果者也。


古氏的結論是:「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古德諾晚年的封筆之作為一九二六年出版的《解析中國》一書。他並未因袁世凱君主立憲嘗試的失敗而放棄自己的觀點。他將近代中國政治變革的挫折歸罪於戊戌變法及辛亥革命的「激進」,而對晚清「立憲」因辛亥革命而中斷深覺惋惜,稱若非革命,中國到一九一七年就可能建成具有一定的有限君主制性質的代議政體。最後,他寄希望於中國社會各方面的整體性進步,包括經濟發展、科學普及、家族觀念的淡化等,由此將可逐步走向憲政,逐步實現真正的共和制度。


古德諾來華服務時間只有一年多時間,但他對袁世凱影響頗大。袁世凱未必具備美國國父華盛頓、富蘭克林、麥迪遜們的崇高品質和清晰理念,但他至少不是草菅人命的暴君,而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對於反對者,他從未痛下殺手。孫文、章太炎等人,他可以殺之而不殺;蔡鍔一起兵,他就約束部下,停止內戰,不願傷及無辜。對照蔣毛之殺人如麻,何止天淵之別?


日本學者岡本隆司指出,讓袁世凱擔任大總統時百般苦惱、並促成失敗的原因,是南北對立。自武昌起義起形成的對立趨勢,在首都為總統府與參議院的對立、在全國則是北京與各省的對立,辛亥革命後雖然改變了型態,卻依舊持續。表面上是主義、主張的對立,是政府、政局上的紛爭以及軍事上壓迫與抵抗,然而本質上卻有更深的歷史脈絡:不論是辛亥革命、「二次革命」還是「三次革命」(護國戰爭),反抗北京並脫離中央形成各省分立的局面,都是如出一轍的,這是十九世紀末的戊戌變法、「東南互保」就開始的趨勢。


吊詭的是,如此情勢的開端,袁世凱本人是始作俑者之一。袁世凱培育、掌控了中國最精銳的軍隊,並將其納入自身的資本,這也是依循李鴻章時代以來「督撫權重」的體制才能做到的。然而,當袁世凱取代清廷成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執掌中樞之後,由於身份的變化,他不得不以「今日之袁世凱」(總統、皇帝)反對「昨日之袁世凱」(很多像擔任直隸總督時代的袁世凱那樣的地方強人)。他以北京、中央的立場來強化體制權力,也因此演變為與地方對峙、北京孤立的情勢。


袁世凱擊敗「二次革命」的孫文一黨,是因為得到外國借款而軍費充沛,以及革命黨力量分散、準備不足,這場虎頭蛇尾的戰爭依然延續了清末以來「洋人的朝廷」之結構——藉外國之力來壓迫地方。但袁世凱被「三次革命」(護國戰爭)擊敗,使得他死後北京淪為不受地方遵從的中央政府,也就是「失去地方的中央」。此後數十年的中央政府(無論是北京政府還是南京政府)都處在國內很多省份不受其管轄,僅有外國予以認可的奇妙局面。有若干地方省份通過與外國直接的交流而深化了經濟成長,降低了對中央和其他地區對依賴,更足以建立其自給自足的財政、軍事運作。岡本隆司指出,這就是袁世凱的悲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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