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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最后給劉霞的情詩:
致徐勤先
胡平:在理解与误解之间——由顾城之死所想到的 2017-07-02 15:05:03

胡平:在理解与误解之间——由顾城之死所想到的


第八部分 在理解与误解之间


在理解与误解之间
——由顾城之死所想到的


一、理解与误解


那天深夜,我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获知顾城斫妻自缢的消息,深感震惊,且相当困惑。我与顾城夫妇均无私交,但对顾城的诗文多少还算熟悉。连日来,在和一些朋友们的交谈中,触发我很多感想。我力图从一片混沌迷离中寻求一种理解。我不敢说我已经获得了这种理解。很可能,在我的理解中包含了大量的误解。其实,在一人对另一人的理解中常常是有误解的。不过话说回来,误解本身也可以是一种理解,一种虽然偏离了对象但未必偏离了人生的理解。或许,我们的认识倒可以因为这种误解而丰富起来。只要我们对自己的理解抱几分保留,那么,这种在理解与误解之间的东西就没有什么坏处。


二、在感情危机的背后


顾城事件发生后,有报纸说“肇因情变”。此论不能说不对,然而太简单化。天下闹情变者甚多,但搞到杀人自杀地步者毕竟极少。尤其是现代,社会不论从法律上还是从舆论上都对情变一事更为宽容,这一方面导致了情变率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使由情变而激成的流血事件有所减少。传统式社会对情变的态度很严厉。主动提出离异的一方常常被人们指为不忠诚、不道德;被动的一方虽然能得到广泛的同情,但又免不了被人们暗中视为软弱、缺少能力或魅力。主动者为表明自己清白无辜,于是就大力渲染对方的种种不是;被动者出于自尊,不甘示弱,于是就制造种种障碍使对方难以得逞。双方势必越搞越僵,引发暴力冲突的可能也就越大。当然,正因为离异所付出的代价极大,这倒保护了很多婚恋关系得以维持。开放社会则与此相反。两者互有利弊。至于说应当如何权衡,那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必须看到,由情变而激成的流血事件,很少是由于纯粹的感情因素所造成的。倘若当事者的存在状态并未变化,因而不难再次获得新的、与旧爱相比略无逊色的爱情,他(或他)便通常不会走上绝路。其实,就连情变本身,也常常和人们的存在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古今中外那些著名的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几乎都不是纯粹的爱情问题、婚姻问题而往往是复杂的社会问题。


顾城的情况正是如此。我们知道,顾城先后经历了三次严重的感情危机。第一次是发生在儿子出世之后。顾城认为儿子夺走了谢烨对自己的爱,因而他企图自绝。这当然表现出顾城的极端自我中心。不过话说回来,普天下有此毛病的男子远不止顾城一人。假如顾城经济优裕,能雇佣褓姆,谢烨便会有足够的精力照顾顾城;或者是象国内的一些小家庭,儿女生下来后自有爷爷奶奶代为抚育,这件事就不至于构成尖锐的矛盾。后来,谢烨被迫将儿子送给岛上一家毛利人看管,于是顾城的心情逐渐好转。可见,儿子的事不是所谓情变的原因。


第二次危机是女友英儿的不辞而别,顾城再一次表示要自杀。不过这次危机后来也总算平安度过了。英儿为何出走?照谢烨的解释是“名不正言不顺”,“其中牵涉到顾城对她的看法。”在自传体小说《英儿》的故事梗概中,顾城告诉我们,他是在和谢烨离京出国前与英儿告别的最后一刹那,确定了他与英儿的恋情;但等到三年后英儿来到新西兰,目睹到顾城的实际生活,“她牧歌式的理想在蚊子和跳蚤面前变得无所适从,而当年在讲台上光辉夺目的偶像,竟然是一个在树林里搬石运木的‘野人’。”你可以批评英儿的虚荣心太重,或者如顾城所言是“叶公好龙”。不过有一点总是明确的,那就是,由于顾城本人的存在状态是这番模样,英儿才失去了昔日对顾城的恋情。


第三次危机则是谢烨的分离。看来这是个所谓“第三者插足”的问题。其实不然。据顾城友人讲,顾城对谢烨看管甚严,第三者几乎无从插足,除非谢烨本人先有去意。其实,早在“大鱼”(“第三者”)出现之前,顾、谢之间就多次发生冲突。还在择居小岛的第一日,按照顾城自己的描述,他如愿以偿、兴高采烈;而谢烨却在一旁“恨得咬牙切齿”。用王克平的话,顾、谢二人的小岛生活,“山珍海味闹离婚是每日食谱。”这都是发生在英儿来岛之前。事实上,正因为顾城与谢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顾城的理想是要摒弃一切社会生活,甚至更进一步、要把桃花源化为太虚幻境;”而谢烨“则在现实的绝壁面前,感到应当还是过一种比较正常的生活;”顾城感到两人不再相契,才“把理想寄托在一直与他通信的英儿身上。”由此可见,两位“第三者”(英儿和“大鱼”)的出场都不是酿成顾、谢情变的始因,而只是由始因引出的结果,真正的裂痕,早在顾城择岛而居时便已发生,其原因正在于顾城选择了新的生活方式。


三、由毁灭引出的质疑


顾城血案发生后,许多人都认为,不论当初英儿的背弃是否正当,但她至少“逃过了一劫”。这反过来也就意味着,倘若血案不发生,一般舆论恐怕是会对英儿颇有指责的。不管顾城的婚外恋是否正当,他那么爱你,你也来了,你也感到了这份爱;你知道他没你就可能活不下去,你还要走,那岂不是置别人于死地吗?依照自传体小说,英儿出走后给顾城传过一次话,“意思是说顾城死不死她不管。”“这句话使顾城猛醒:英儿在等待他的死讯。”这不是太冷酷了吗?


同样的舆论压力也会加在谢烨身上,而且会更加严厉,如果在最后顾城没有杀谢烨而只是自杀身亡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谢烨会被视为双重的背叛:背叛了她与顾城的共同理想,背叛了多年的深厚感情。谢烨理当比任何人都清楚,顾城对她爱恋极深、依赖极强;一旦弃顾城而去,顾城很可能走上自绝之路。到那时,给予顾城这最后致命一击的不是别人,正是她谢烨。考虑到谢烨从一开始就反对顾城择岛而居,很早起便有离去之意,我们很可以猜想,谢烨当初慷慨地接纳英儿,其间或许已有借机脱身之意。倘若英儿顺利地接替了谢烨原先的位置,谢烨再寻离去,便不会有太多的精神负担。然而事实上是英儿先行出走,此后谢烨若再背离顾城,其对顾城打击之大,应在预料之中。所以谢烨才会百般犹豫、一忍再忍,直到最后两天还藕断丝连。这一来是担心顾城自杀,二来也是为自己。谢烨很清楚,即便顾城不死,那么,离开了顾城,谢烨也不复是谢烨。她以往曾热烈追求并付出莫大代价的那种精神生活从此便宣告终结;而作为中途离去者,她甚至于无权保留回味的愉悦。恰如逃兵难夸当年之勇。假如顾城果真自绝,后果更不堪设想。除去来自外界舆论的无形压力之外,谢烨自己也恐将永远生活在强烈的悔恨与内疚之中。尽管她的好朋友会安慰说你已经尽到了你最大的努力,只怕谢烨自己永不会忘怀、永不会原谅自己。谢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绝境,她不愿意再与顾城同行,她深感活得太累与生之无趣;但她也不愿意自杀。所以她会对好友讲,最好的解决办法也许是和顾城一起坐飞机摔死。


但最终,谢烨还是决意离去了。可以想见,谢烨下定这样的决心该是何等的艰难(英儿又何尝容易)。这显然不属于一般而言的所谓情变。因为直到最后,顾城与谢烨仍然相爱。不难看出,那迫使谢烨决心离去的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谢烨实在不愿意再同顾城过那种特异的生活,实在不愿意再忍受顾城那种特异的个性。这既是最初的原因,也是最终的原因。其它一些原因:儿子、英儿和“大鱼”,无一不是这个基本原因派生出来的。这是就谢烨方面而言。在顾城那一方面,如果顾城不是让自己陷于一种特异的生活状态之中,纵然谢烨离他而去,所留下的现实困难和感情真空也会比较容易克服或填补。如果顾城生活在物质条件比较便利的地方,以他早年的吃苦经历,顾城并不是不能独自生活下去。如果顾城仍如当年一样为众多的女孩子们迷恋,因而自有他人乐于接替谢烨的位置,那对于顾城总会有几分慰藉。我们知道,到最后,顾城已经表示了他准备接受谢烨离走的现实,也准备在岛上略事休整后重返北京。按照顾城姐姐顾乡的说法,如果“大鱼”晚来一个月,事情也许就过去了。这当然不是没有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顾城自己并不情愿放弃他长期坚持的那种生活方式,否则何不早日改弦更张,事态也就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了。


这样看来,在整个顾城事件中,顾城坚持的那种独异的生活方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一点似乎很少被人提及。在不少人心目中,顾城追求的那种回归自然、返朴归真、遗世独立、天人合一的理想或曰童话王国仍是美好动人的。他们认为,是顾城自己亲手毁灭了这个诗一般的世界。我的看法几乎相反。我认为恰恰是那个诗意的世界毁灭了顾城。有位作家在听到顾城的故事后说:在那么一个荒岛上住三年,还能不把人逼疯?话是讲得太简单了点,但差不多是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以下,我将展开比较细致的分析。


四、“回归自然”的诱惑


“‘回归自然’的号召所以富有魅力,恰恰因为我们生活在高度发展的文明之中。


因此,为了保存‘回归自然’这一号召的魅力,我们就必须保存现代文明本身。


如果说这个号召是有道理的,那正是由于它没道理。


既然它确实显得有道理,所以它的确是没有道理。“


以上一段话,摘自我八六年写的《一面之词》。我不妨对这段话再作一番说明。


复杂的、多变的文明可以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它常常使我们产生返朴归真,过一种简朴宁静的生活的冲动。但是,这种冲动既然是文明挤迫的产物,因此,它唯有在文明的对此下才有意味。失去了“文明”的对比,“自然”也就乏善可陈。好比经历了在外部世界紧张的应酬与竞争之后,你回到自己的家中,感到那么轻松,那么温暖。你会说,只有在这小小的天地中,你才是你自己。然而,如果整个外部世界一夜之间全部消失,只剩下了家这块小小的天地,你又会感觉如何呢?此时此刻的家,岂不就是单身牢房了吗?宁静,是一种可以追求但不可占有的东西。至少,它是一种不可长期占有的东西。永恒的宁静不过是死亡的别称。所谓涅盘大约就是指的这种境界,据说那是至福之地。人们在口头上赞美它,在幻想里憧憬它,但在实际中却躲避它。这显示出人的本能常常要比人的哲学更可靠。


“回归自然”是对文明的抵制。抵制总是以被抵制物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了被抵制物,抵制也就落了空。你用力抵抗一种压力。在抵制中,你展现了自己的力量,你感到了生命的充实。压力一旦完全消失,剩下的只有空虚。


顾城的迷误就在于他试图长久占有宁静。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顾城谈到他为什么要回归自然。他说:


“我并不是在自然中汲取灵感,尽管开始我也企望如此,现在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在自然中间忘记我作为文化人的一种身份,达到宁静,在这种宁静中,我自己的本性和灵性使我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也许是艺术的也许不是,但是,是我的。”


这好比是说,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与世隔绝;然后,随心所欲地做各种事。写点诗、画点画,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无可为无不可为,不是为别人,只是为自己。我做我要做的。我是我自己。这种生活看来很自然、很写意,但实际呢?


五、寻找伊甸乐园


顾城讲到,在一九八三年他经历过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


在文化革命的时侯,我们只能找到很少的一点带有文化色彩的东西,象诗歌绘画什么的。我记得我曾经看到一张列宾的画叫《伏尔加纤夫》,当时我感动了好几天。文化革命结束了以后,一下开禁,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象潮水一样涌来,我当时可以说是晕头转向。我喜欢东方宁静致远的境界,也喜欢西方富于自我的、有童心色彩的关注和体验,这一切在我身上造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我几乎处在一个疯狂的边缘,那时候我唯一明白的一点就是我必须停止思想。如果我再想下去我就要疯了。离开中国以后我到了小岛上去,这就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可见,顾城是为了躲避文明的压力才选择去小岛隐居的。这看来有些自相矛盾。当年的顾城不是如饥似渴地追求文化吗?为什么真的到了开放时代、开放世界,他反而会在文化面前匆匆退却,避之唯恐不远呢?看来,文化这种东西,既不可没有,又不可太多。过分的匮乏与过分的丰裕同样会让人透不过气来。整日嚼糠咽菜与整日山珍海味一样会让你提不起胃口。有时,后者比前者还更可怕。因为前者尚可使你保持一种追求,后者却会驱你躲避。偌大一座黄鹤楼,空空荡荡,没有几句诗文,你会觉得乏味;但若是整座楼都密密麻麻重重迭迭地刻满了字,恐怕更让你败兴。反正看不完,还不如一字不看。顾城发现自己已经迷失于这种种观念与思想的丛林之中。他担心自己会被这铺天盖地的浪潮所吞没,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其实是一个敏感的心灵从封闭走向骤然开放时很容易发生的现象。正象一个人从长期的黑暗猛地进入灿烂的光明会头晕目炫一样。于是,顾城决意抽身而退。这一退几乎退到了尽头。


按照顾城的自述:


我大约只上了五年学,在文化革命的时侯去农村放猪,放了差不多五年猪,后来回北京作了大约五年木匠,再后来卖文为生,象王朔那样,又是五年就出了国。在欧洲我去了一些国家,当时的感觉一切都如同做梦似的,没有真实感,好象和我的生活关系不大,更象看电影,确切地说。


可是当我走到新西兰的一个小岛,站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面的时侯,我忽然觉得我走到了我要寻找的地方。“


在一开始,顾城可能是在追求一个与世隔绝的、十分舒适的伊甸乐园——这和桃源仙境还有所不同。因为在桃花源里虽然没有国家,但还有社会;即使那个社会不成其为社会,也就是说其中的人们缺乏相互依存的联系,起码在那里还有人群。而顾城所希望的是不仅要远离国家,也要远离社会,甚至要远离人群。只留下自己和家人。就连这里的“家人”都要打几分折扣,因为顾城似乎并不十分热衷生儿养女,他有一个儿子,但他无意做称职的父亲。在顾城幻想中的居住地只是必须有他所爱的女人。所以,这更象是个伊甸乐园。


可惜,这个现实的伊甸乐园,并非到处都是鲜果、牛奶和蜂蜜。岛上的生活很艰苦。顾城很快就发现,“自然并不象人们所说的那么美好,那是从度假者的眼里看到的‘自然’。如果你想靠自己的双手生活,不依靠社会的时侯,你就会陷入自然的争斗之中。”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那里,“用时间观念来说,要想维持一个小时的炊火所需要的木柴,起码准备五个小时以上。”


追求一种舒适的、与世隔绝的、和周围世界溶为一体的宁静,可说是回到子宫的冲动。这比一般所说的恋母情结还退得更远。顾城宣称,他在那块小岛,找到了他“从十二岁起,准备了二十多年”而终于找到的地方。顾城提到他的童年的梦:有一片自己的土地,用土筑一个小城,边上围一圈城墙,里边种上土豆,背着弓箭在城墙上巡视,不时地向外边放箭。多么稚拙可爱的一幅图画。可是,它能成为现实吗?不是说现实中办不到,而是办到了又怎么样?人真能够那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下去么?


经过一次次失败之后,顾城知道了他几乎永远不可能实现他童年梦想的那种生活。不过从他的讲述看来,他所说的“不可能”大概只是指现实条件的不可能,而不是作为生活本质的不可能。就象那些共产主义的虔诚信徒,他们以为,只因为人心太坏,所以共产主义社会总是建立不起来。他们未曾想到的是,如果共产主义社会果真建立起来了,那才是连他们自己也受不了的。


六、为什么选择小岛


奇怪的是,顾城说:“正是在这个时侯,我发现我安宁了。”这怎么可能呢?生存既是如此艰难,梦想又已然破碎。别人问顾城,你为什么不选择一种舒适点的生活。他当然不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凭这股吃苦劲,还有他那能干的妻子,哪愁找不到一处更舒适的所在?归国也不失为一条路。有人把顾城当作流亡诗人。不对。顾城是流浪诗人。诚然,顾城不为当局所喜——时至今日,为当局所喜欢的诗人究竟还有几人?不过,他并没有为当局反感到不准回国的地步。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顾城有两首诗被殃及池鱼,说是有“无政府主义情绪”。那倒也说得不错。近些年来,中共批判异己思想的准确度颇有提高。它批判我们“搞自由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均可谓实事求是。而此前的这类批判,大多数真是冤哉枉也——按下不表。依当年的政治气候,“无政府主义情绪”虽不是大得怕人的罪名,但总也意味着一种不容小看的政治压力。只是这几年“反革命”水涨船高,顾城式的异端已不再构成多大的问题。其实,在今年三月,顾城就回过一趟北京,据信是为了寻找那位不辞而别的女友英儿。两个月前,顾城又将自己的自传体小说手稿交给了国内拍卖市场求售(有消息说已经售出)。可见,顾城本人及其诗文都是可以进入国内的。


我们知道,顾城是个善感之人。他常常生活在回忆和幻想之中。他自己讲过,出国六年,他很少做外国的梦,“差不多每天一闭眼就回中国去了。”尤其是常常梦见回北京,回到他儿时住过的地方。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干脆回国定居或是长住一阵呢?他为什么对那块小岛恋恋不舍、一往情深呢?


也许,顾城对回国定居怀有一份怯惧。当初离国出走,本来就是对那里的环境感到不满意,如今过了六、七年,国内变化又相当大,以顾城的性格,他很可能担心回去后更不适应(他曾说:“我知道我想念的那个地方正在慢慢消失)。再有,不少原先在国内就有了名气的人,”走向世界“好几年,对重返故国往往有种思想负担:不衣锦安能还乡?出来时被众人羡慕,都以为要混出一番大成就来,怎么好无声无息地就回去?顾城可能也有类似的尴尬。特别是他在小岛上的生活,依世俗之见很是狼狈,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是否有几分”无颜见江东父老“?


不过照我看来,顾城坚守小岛,恐怕还有另一层的心理动机。早在一九九零年,顾城就在小岛一处山坡上买下一所房子,摆明了一副“扎根”的架势。这一举动在当时同类的文化人中间是相当罕见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一般来说,其它大陆人来到海外求田问舍,不外乎出于下述几种情况。有的是谋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有的是为了子女的教育和发展,有的是出于政治原因,估计短期内不能或不便回国而不得不做长期打算。顾城的情况和这些都不相同。顾城选定小岛作为自己长期栖身之地,是因为这块小岛便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便是最适合于他安身立命之处。远离国家、远离社会、远离文明、远离人群,他可以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过上纯粹属于自己的生活。这不仅仅是对一所住房的选择,这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七、行为艺术与人生艺术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顾城讲过一段话,以前不大被人注意,其实很强烈地透露出一种讯息。他说:


“中国古代有许多故事讲得是行为艺术,比如庖丁解牛、稽康打铁、阮籍的青白眼等等。在今天的世界上,现代艺术已经又一次验证了古代艺术家的方式,艺术似乎不仅仅是固有形式的概念了,而是生命真切的过程。”


这就是说,顾城不满足于做一个仅仅是写几首诗、画几幅画的艺术家;他立意要使自己的真实生活成为一首诗、一幅画,成为艺术本身。一位来自台湾的旅美艺术家、自制一个小笼,将自己关在里面长达一年,在美国纯艺术界引起相当的震动。顾城的想法与此颇有相合之处。


在今年七月法兰克福大学举办的《人与自然——世界各文化哲学讨论会》上,顾城作了一篇题为《没有目的的“我”——自然哲学纲要》的讲演。作为学术论文,此文无甚新意。但实际上,那是顾城在宣示自己的人生观,在对自己的真实生活作出哲学注诠释。这就是说,顾城力图用自己的真实生命去身体力行一套哲学——这样讲仍不够准确,因为它给人一种感觉,似乎顾城是顾城,这套哲学是这套哲学,而顾城只不过是在实行这套哲学。顾城希望让人们了解的是,他和这套哲学本来就是一回事。顾城力图让别人相信,我还要加上一句,他首先力图让自己相信,他天生便是要过一种遗世独立的生活,他“活出他自己”,就是活出一种艺术、活出一种哲学。


在这篇讲演中,顾城言禅言道。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真人:


中国哲学的自然意境,就是使人从有限的意念中间解脱出来,成为自然人,又叫真人。“


读了这段话,我们就可以理解当年渴望文化的顾城为什么要在文化浪潮奔涌而来时反倒抽身而退的道理了。按照顾城的想法,那正是“从有限的意念中间解脱出来”,返归自然之境。这也正是道家的“弃学绝智”。说到禅宗,我们知道,禅宗创始者本是庙里砍柴搬水的小和尚,没念过多少书,个人经历也并不复杂。这和顾城的情况确有些相似。禅宗的思想,一方面是对繁琐的经院派佛学的反抗,一方面是对简易平实生活的推崇。很投合顾城的胃口。禅宗祖师的语言既平白浅俗又富于意象与机锋,想来也被顾城引为同调。大约顾城并不认为自己在学禅学道,他多半会认为自己天生即禅即道。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懂得他何以在现实中一再败退之后反而自称获得了安宁。因为他必须让自己相信自己是一个“真人”。


八、隐居的必要


有两件小事值得一提。一是他在岛上的劳力生活,一是他那顶奇特的帽子。依顾城之说,


自然之境的体现并不是抽象的,一举一动、一花一木、担水劈柴皆可显道。一个真人不一定非要跑到山高林密的地方去住,他无牵无挂,无可无不可。故也可做一切人间的事情。为官为盗、娶妻生子。生如蚁而美如神。他要改变的不一定是存在,而是存在中的迷误。“


“因为自然包括一切,关键不是做什么,而在乎做的态度。”


话是这么说,但实情却要复杂得多。你的所作所为如果和众人没有区别,你如何能证明、能显示出唯独是你得了道?态度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如果它找不到某种特殊的方式外化,它本身即隐而不显。它是否存在也就成了问题。你可以说我是追求自我实现并非追求自我表现。但没有表现,何以证实实现?每一个以真人自命者都会有这种焦虑。因而在实际上,他们都会刻意做出某些与众不同的举止。此其一。


第二,如顾城所言,真人不一定非住到深山老林不可。“自然之境”未必等同于“回归自然”。但是问题在于,自然哲学既然强调要从有限的意念中解脱,那便意味着你必须和世俗社会从心理上拉开距离,而要做到这一点,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当然是远避社会而尽量地靠近自然。另外,自然哲学强调“无我”的境界。怎样才能做到忘身忘我呢?大约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投身于一个大集体,在“大我”之中你会忘掉“小我”。一是投向自然怀抱,因为“我”的意识是来于和你、和他、和别人的相对;有“人”才有“我”。你入了无人之境,你很容易也入了无我之境(在个人对个人的关系中,也许只要那种灵肉交融的男女之爱才会使你产生无我的意识)。前一种办法就是所谓革命。很少过问政治的顾城一度提到过革命。这应不是偶然。但平常既无命可革,隐居山林便成了最好的办法。


第三,虽说做各种事均可显道,但真人们往往会选择干体力活,而且还往往偏爱带原始味的体力活。此间原因何在?因为自然哲学主张为自己活而不是为别人活,这便要求你自食其力。唯有自给自足的原始劳作最容易体现出自力更生、不假外求。要不干脆靠别人布施过日子也行。因为在这里,你得到的东西都是直接地、完全地用于自己消费、用于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显然也是为自己不是为他人。至于文明社会中的其它事务,由于只是庞大的分工机制之中一个小小的环节,它们的结果必须兜很大一个圈子才会回到自己的切身需要上来,反而容易产生不自然、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感觉。所以,真人们往往最爱做两种极端的事:要么极俗极俗,如种地乞食,其目的仅在于维系生存;要么极雅极雅,如观海赋诗,其意义全在于抒发自我。介乎两者之间的活动,则很容易让你感到“异化”。


依照上述线索,顾城的行为便很好理解了。他来到发达社会,却执意要过一种原始式的生活。他宁肯辞去大学的教职,甘愿回去养鸡种地。明明可以生活在人群之中,他偏偏要在一个近周连邻居都没有的山坡安营扎寨。当顾城向郑义讲起他在小岛家中几乎每天都在劈木头修补房子而少有时间写作时,他根本不是在诉苦抱怨。他其实在炫耀。他要让别人相信他在实践他自小怀抱的梦想或曰理想。日子过得那么苦,他硬要说乐在其中,如鱼得水如鸟在天。听者起先还满怀怜悯惋惜,后来便只有感动和钦慕的份。虽然未必有意效仿,也许还暗暗觉得古怪或装腔作势,但你总得承认那是一段佳话美谈。


九、奇异的帽子


例如那顶奇特的帽子,当然是标新立异,引人注目。据说他曾对有些人讲过,帽顶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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