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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北欧二十年
【書摘】1927:民國之死
學術與政治之間,誰是春風得意人? 2017-03-26 15:07:34

學術與政治之間,誰是春風得意人?


郭廷以: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 (下)






中國人文及政治題材作家(小說家、評論家、散文家),積極參與中國人權活動並公開表達自己觀點。代表作品:《火與冰》《鐵屋中的吶喊》《劉曉波傳》…等。


五四健將羅家倫 (右) 是郭廷以 (左) 的恩師和貴人,羅家倫逝於台灣那一年,也是郭廷以離開台灣那一年。圖/取材自網路,《民報》影像處理
五四健將羅家倫 (右) 是郭廷以 (左) 的恩師和貴人,羅家倫逝於台灣那一年,也是郭廷以離開台灣那一年。圖/取材自網路,《民報》影像處理


1927年下半年,國民黨的身分由在野黨變成執政黨,它的許多政策開始改弦更張,對學生運動也由支持變成限制。清黨以及一系列劇烈的政治動盪,學生首當其衝,借反共以報私仇者大有人在,一時青年人人自危,受誣犧牲者不在少數。以致鋌而走險投向共產黨者有之,憤而消極頽靡者亦復不少。


煽動學潮,共產黨更甚國民黨


1927年年底,蔡元培和戴季陶執掌取代教育部功能的「大學院」,通過限制學生會活動和管束學生參加民眾運動的檔,形成「戴季陶-蔡元培政策」。1928年2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提出新的教育政策:因中共操縱學運,必須反對學生參與政治運動。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跟北洋政府相比,國民黨固然是煽動學潮的高手,但更精通學生心理的共產黨上場之後,國民黨便左支右絀、窮於應付。有學者指出:「國民黨的去政治化政策不僅不能限制學生參與政治活動,而且這種消極的做法與共產黨統一戰線積極爭取學生的做法形成鮮明的對比,反將學生中的活躍分子推向共產黨一方,使反國民黨的力量如虎添翼,導致國民黨最終喪失政權,退守台灣。」短短十多年之後,在更為暴烈的學潮中,國民黨從學潮的煽動者淪為被學潮打倒的對象,真是「正嘆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


五四運動之後七、八年,學運的表現,已經成為對新文化運動的否定,自由、人權與個人主義被拋棄,充滿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口號「改造中國社會」席捲一切。學生以強烈的民族主義取代早前對個人的關切,願意暫時拋開對個人自由的堅持,而加入政黨亦對抗軍閥和帝國主義。這種意識形態的變化,正是學生能和注重群體忽視個性的政黨接近的理由,也正是1920年代學生運動變質的根源。


學運越來越左,終被黑洞吞噬


從二十年代後期到三、四十年代,學運進入了「比左」的惡性循環。文學家王鼎鈞在抗戰時是流亡學生,也是四十年代中期共產黨鼓動的學潮的親歷者,他回顧那段經歷說:「學潮這個怪物由中共授精,國民黨授乳,中共與學運之間曲曲折折的線,明明暗暗的人,閃閃爍爍的話,國民政府的情治人員只會逼上梁山。」他又說,國民黨早已失去青年世代的心:「我對學潮能理解,不能支持。……蔣介石發表《告全國青年書》,老生常談對初生牛犢,學生當作笑話。官員文告的說服力比不上北洋政府時代的蔡元培,而學生的鬥爭技術超過五四。」國民黨失去革命話語的控制權和道義上的制高點,處處被動挨罵。


同樣也是抗戰流亡學生的齊邦媛,抗戰勝利之初,在四川、武漢多次被迫參加遊行活動,內心充滿困惑和悲憤。她在回憶錄中寫道:「抗戰勝利之後,自華北開始,共產黨在戰線後方,以土共和農村宣傳的力量急速擴張,對不滿現狀、充滿改革熱情的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滲透與說服魅力。」她認為那一代青年成了共產黨奪權的犧牲品:「我們那一代青年,在苦難八年後彈痕未修的各個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號召,遊行,不上課,不許自由思想,幾乎完全荒廢學業,大多數淪入各種仇恨運動,終至文革。」可惜,夢醒時分,悔之晚矣。


1927年之後,在國民黨一黨獨裁的統治下,知識分子和學生的政治參與變得困難重重;1949年之後,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知識分子和學生的政治參與權被剝奪殆盡。


遷台之後,郭廷以服務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勉強延續其學術生命,最終再度遠走天涯,埋骨異域;而郭廷以在東南大學的老師吳宓,未接受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杭立武的邀請去台灣任台大文學院長,留在中國受盡折磨與羞辱,悽慘地死去。文革伊始,七十六歲高齡的吳宓被架上高台示眾,頭暈眼花直打哆嗦,然後被紅衛兵推下跌斷左腿。文革結束後,目盲腿折、生活無法自理的吳宓,與胞妹吳須曼相依為命,每次吃飯時總要問:「還要請示嗎?」吳須曼告說:「『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了,都不請示了。」有時候夜間,吳宓起床大喊:「快開燈,我是吳宓教授,我很餓,給我一碗稀飯喝吧。」


這一對師生,若是回首一生,最堪追憶的或許是在東南大學安靜而自由地教學和讀書的歲月吧?北洋軍閥治下的大學,具有國共兩黨治下的大學所不具備的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對於這兩位一代宗師級的文史學者而言,歷史何其吊詭!


也曾投筆從戎,終究分道揚鑣


1927年春,南京稍稍安定了。郭廷以從揚州回到南京,暫時沒有打算找什麽工作,學校有駐軍,也不常去學校。


有一天在路上,遇到學校管收發信件的,對郭說:「有一封要緊的信晚上來拿。」郭晚上去了,一看是老師羅家倫寄來的,要郭去上海四馬路真化旅館見面。郭連夜乘車趕到上海,第二天凌晨見到羅家倫。這封遲到的信件,改變了郭廷以一生的命運。


羅家倫是成名於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對郭廷以的吸引力大過謙和沖淡的學衡派諸君。羅家倫於1920年出國留學,在四大國五名校研讀七年,研究歷史哲學與國際關係。1926年回國,任教於東南大學歷史系及附中,在此期間與郭廷以有了師生之誼。


1927年2月底,羅家倫應蔣介石之邀到南昌與之會談。蔣介石屢屢向其詢問:「國民黨的出路在哪裡?」隱然有反共的心思。蔣介石派羅家倫到武漢參與宣傳工作,羅家倫目睹共產黨在武漢的種種活動,整個社會陷入恐怖氣氛。羅離開武漢趕到安慶與蔣會面,問蔣下一步該怎樣打算。蔣說,現在唯一的出路,便是打下南京。羅問:「打南京有沒有把握?」蔣答:「有把握的,三天以內總可以攻下。」


果然,攻克南京和上海之後,蔣介石發動清共之役。清黨前後蔣介石的〈告軍人書〉、〈告工人書〉、〈告民眾書〉、〈告同志書〉等文稿,都出自羅家倫的手筆。4月25日,羅家倫受命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編輯委員會委員長,階級少將。此後,又任總司令部參議、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中央黨務學校教務副主任及校務會議主席等要職。


蔣介石關於清黨的對外宣言,是蔣口述之後,羅家倫請東南大學外文系主任張歆海起草英文稿。羅家倫將翻譯成中文的工作交給郭廷以,要求他在五天內完成。期間,發生一個小插曲:當時張宗昌的軍隊還佔據長江北岸,偶爾向南京開砲,一入夜,南京市內不敢點燈,黑漆漆一片。郭廷以在房內點蠟燭工作。第三天晚上快要結束時,因口渴到房東廚房泡茶喝,看到室友在打牌,停下來看了十分鐘。不料房間內的蠟燭倒了,不僅將翻譯的稿子燒了,連原稿也燒去一個大洞。


第一次接手重要工作,就犯了大錯。郭廷以不敢告訴羅家倫,直接到上海盧灣找張歆海。張還有一份原稿,取來交給郭。爲了保險起見,郭找到商科大學的朋友幫助重打一份,放在手提箱中。


在離開上海回南京的路上,遇到印度巡捕搜查路人,若是被查到文稿,很可能被當作革命黨拘押。郭廷以非常緊張,幸虧巡捕只查人,不查箱子。過關之後,心想,還是隨身攜帶安全些,就將檔放在內衣袋子中。果然,又來一名巡捕,這次專門搜查箱子,總算有驚無險。回南京後,郭廷以徹夜工作,次日如期交卷。又過一天,報紙上登出了這份〈爲清黨對外宣言〉的中文稿。


羅家倫和郭廷以都支持蔣介石的北伐和清黨,對於清黨中被殺戮的共產黨和無辜者,並無太多同情。郭廷以在清黨次日中午去閘北觀看,只記載了半句話,「大概死人不少」。他哪裡知道,殺戒既開,以後兩黨之爭,死人更將滿坑滿谷。清黨之後,中國知識界的左右兩翼頓成水火不容之勢,同樣是五四學生領袖,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人選擇支持國民黨,張國燾、許德珩、陳潭秋則加入共產黨。在成王敗寇的歷史觀中,不容有「中間地帶」和「第三條道路」。


1927年11月13日,羅家倫與留學美國密西根大學、獲得政治學碩士的才女張維楨結婚。兩人早在五四運動期間就認識,書信往來多年,終於結為秦晉之好。剛滿30歲的羅家倫在這一年春風得意馬蹄疾,一身筆挺的將軍服,風流倜儻。後來,羅家倫任清華校長時,送給史學家陳寅恪一本他編的《科學與玄學》,陳寅恪回贈一副對聯:「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西文。」又說:「我再送你一個匾額:儒將風流。你在北伐軍中官拜少將,不是儒將嗎?你討了個漂亮的太太,正是風流。」


投筆從戎,在軍中磨練學問


比羅家倫小七歲的郭廷以,更對未來充滿美好憧憬。年輕人都以參加北伐軍為榮,有所謂「三皮主義」,即皮帶、皮包、皮鞋「三件套」,沒騎馬的軍官也手拿「皮馬鞭子」,走在街上神氣十足。女性政工人員首開風氣剪了頭髮,一般人就稱她們為「鴨屁股」,稱軍人為「皮帶」;看到女政工常和軍人一道走,就說:「鴨屁股跟著皮帶走。」郭廷以是身在其中的時髦分子,多年以後仍然對在軍中從事文職工作,掛著軍銜、披著武裝帶的經歷津津樂道。


投筆從戎,仍是書生。在北伐剛開戰時,郭以史家的敏感,意識到這是一件「大事」,據報刊之新聞逐日寫下「大事志」。郭廷以所在的政治部下屬的編史局,專門收集國民革命軍史料,因此他有條件寫作「日誌」,為將來撰寫軍史做預備。郭廷以有過史料學訓練的根基,在搜集資料方面非常用心。據他自述:「當時我收集資料的範圍很廣,標語也加以收藏,並記載了某年某月在某地某個機構貼出來的標語,由此可發現軍政方面變化的跡象。」一代宗師,在軍中邁出了近代史研究的第一步。


郭廷以在國民政府文教學術圈的靠山是羅家倫。耐人尋味的是,郭廷以離開台灣的那一年,正是長期關照和蔭庇他的恩師羅家倫去世的那一年。或許,正是因為羅家倫的去世,讓郭廷以感到在台灣既不再安全,也無所留戀,這才決絕地離去,再也沒有回來。


在五、六十年代的台灣,憑藉著與羅家倫和胡宗南的關係,郭廷以認識不少警備總部的高層,使得近史所是全台灣除了情治單位之外,學術界唯一能有所謂「匪書」藏書的地方。但是,這些危險的書籍必須有專人管理,不得外借,只能在館內翻閱。


最高學術機構,買「匪書」備受折騰


這種「特權」肇始於一次進口書籍被查扣的事件。兩岸對峙的年代裡,台灣只能從香港進口中國大陸出版的書籍。有一次,香港集成圖書公司經理胡家健寄給近史所的三大箱書籍遭到基隆海關查扣,兩三年都取不出來。該所接手管理圖書的周道瞻詢問郭廷以,郭廷以告知,此事很麻煩,他竭力找許多朋友包括警總副司令李立柏(李的兒子在近史所工作),以及保密局丁少將,都表示無能為力。


因為周曾在警總軍法處工作過,郭廷以便請周想辦法。周到基隆海關詢問,承辦人告訴他:「這批書是被警總聯合檢察處依法檢扣的,有本事向警總要。」態度之惡劣讓人髮指。周又去警總找到昔日的上司軍法處主辦王上校,王幫他找到政治部,政治部又說歸政戰部管;找到政戰部,答覆卻是:「這件事歸行政院敵情研究室管。」


周道瞻到了行政院,找到敵情研究室的專員。對方告知,只有少數單位有權進口敵方資料,例如國防部第二廳、保密局、情報局、調查局、總政戰部、國民黨中央黨部等,除此之外,其他單位一律不准進口。中央研究院不是研究敵情單位,進口這些大陸書籍,當然會被扣,這已經是最輕的處罰了。


周道瞻瞭解到這些情況之後,向郭廷以匯報,建議由中研院致函行政院,將中研院列入「敵情研究機構」的名單,這樣中研院以後就可以買書了。然而,文件發去之後如石沉大海。


郭廷以再次動用關係,寫信給老朋友、行政院秘書長陳雪屏。在陳雪屏的催辦和幫助下,經過行政院會報通過,准許近史所登記爲「敵情研究機構」,這批塵封在基隆海關的「匪書」才物歸原主。最高的學術機構,連買書權都沒有,郭廷以能不鬱悶嗎?


警總老粗,把「馬克斯韋伯」看成「馬克思」


其他學人自己買書,更是提心吊膽。1968年,郭廷以的學生林明德從日本訪學歸來,運回一批日本外交史的書籍,卻被警總召去審問並寫「誓約書」,保證資料不能影印、不能外借。警總特務說,引用這些資料要特別注意,不能直稱蔣介石,非寫蔣總統不可。特務還說,資料裡面充斥馬克思主義,林明德一看,原來是Max Weber(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但與之辯解根本就是對牛彈琴。另一位年輕學者廖隆盛寫論文需要日本出版的中國近代現代的社會經濟書籍,只能請日本朋友幫著帶到台灣,還要藏在內褲裡夾帶過關。


警察國家,文字獄成災。近史所的張玉法、李國祁等人也被警總警告過,「說是寫國父前面一定要空一格;又說一定要先寫民國再括弧西曆,不能直接寫西曆再用民國」。


白色恐怖時代,郭廷以像母雞保護小雞一樣保護學生們。他本人卻因為跟費正清和福特基金會來往,被詆為「費正清是共產黨的同路人,而郭廷以是費正清的同路人」。關鍵時刻向郭廷以伸出援手的是中研院院長胡適——胡適也遭遇類似的攻擊,在收到郭廷以的辭職信後,在病床上回信懇求其留任近史所籌備處主任,「這好像是一個心臟病人,對於另一位心臟病人的『不近人情的請求』。」然而,最後胡適仍無法保全郭廷以。


郭廷以不能回台灣,書很長一段時間也不能在台灣出版,因為他挑戰了國民黨正統史學的流行教條。郭廷以的學生張朋園回憶說:「郭先生去世十年後,近史所才在所長呂實強的主持下,出版郭先生的《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在此之前,我們幾乎都認為郭先生這套書沒希望出版了,因為那個時代,沒有人敢批評政治。」郭廷以的遺著《近代中國史綱》因為觸及若干「敏感」的人與事,只能在香港出版,長期被台灣列入「禁書」。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郭廷以從來沒有享受過學生時代在東南大學的那種學術自由。晚年在美國生活的郭廷以,有沒有設想過,假如1927年不跟著國民黨走,此後會是怎樣的一種人生呢?


本文收入作者新書《1927:民國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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