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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病毒的古老源頭
不死的流亡文學/我生來就是個流亡者 ------丹真宗智的詩與詩想 2020-04-13 23:32:20

不死的流亡文學/我生來就是個流亡者 ------丹真宗智的詩與詩想


流亡藏人作家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 (美聯社/達志影像)


我生來就是個流亡者


我會三種語言


當我歌唱時


我用母語


我的額頭烙印著一個R字(註:Refugee,難民,以R字開頭)


要用博意讀作


RANGZEN  獨立


自由,意味著RANGZEN


2014年3月,喜馬拉雅山腳的達蘭薩拉仍寒風刺骨,崎嶇的山徑上藍色的虞美人綻放著夢的釉彩。那位頭戴紅布條,臉龐如冰雪雕刻般堅毅的男子匆匆向我走來,無論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在多麼嘈雜的人群中,誰都能一眼認出他。


一位真正的詩人,他(她)獨異的氣質、語言、力量如滲透時光的黑色沼澤。那紅布帶,是母親分娩時賜予他的宿命的胎記,他生來就是個流亡者,如果他不能回到自由的故鄉,他不會摘下紅布帶。


「如果問我從哪裡來,我將永遠找不到答案,因為我從來就沒有覺得我真正屬於過什麼地方,從來就沒有過真正的家」(《我這種流亡》)。


61年前,他的父母和其他八萬達賴喇嘛尊者的子民一樣,於突如其來的戰亂中,扶老攜幼匆匆離開了正在耕作的土地,餵養的牲畜、柴火上煮的奶茶、甚至來不及帶上一捧故鄉的熱土,就成為失去家園的流亡者。很多人倒薨於炎熱、疾病,再也爬不起來。


他生於公路建築的簡陋帳篷裡,勞累與饑寒的母親,甚至記不住他的出生年月。他的父親以為很快就能回家,「圖博才是我們真正的家」,其他,都不過是人生的臨時寄居所,每逢雨季,寧願動員全家大小用鍋碗瓢盆去接漏雨,甚至沒有想到使用好一點的建材修理屋頂,--奧德修斯和他的士兵流亡十年終於踏上返鄉之旅;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歷經四十多年的艱難跋涉,儘管他在就要到達迦南之時死去,但以色列人終於擺脫了被奴役的命運;而今的博巴(西藏人)已經有十幾萬人規模,長達61年的現代流亡,仍未走到終點,其艱困與苦難史上罕見。


我們聚集在那間鐵皮屋頂的屋子裡,小煤氣爐上「滋滋」地燒著紅茶,他盤坐在他的王國中央-床上盡是書籍、手稿、和他手工製作的毛邊本詩集,一美元一本,這是他僅有的收入源,用以購買充饑的饢餅和長途汽車票。


第一代流亡博巴老人死了,年輕人不懂圖博的傳統葬禮儀式;一出生就在「自由」像空氣一樣自然的世界裡長大的下一代,為融入所在國的生活而掙紮 ,祖先的語言、祖先的故土祖先的一切,已經越來越遙遠,“What's in a name ?” (名字究竟算什麼?)似乎在所謂「世界公民」、「地球人」的政治正確的大潮汐中,成為一隻難以孵出幼雛的石鳥。


他背負著他的詩集,像苦行僧甘地一樣,走遍印度博巴居住的地區,朗誦,疾呼,喚起無根漂泊的流亡者第二代,第三代祖先的記憶,自由的珍貴。


他的聲音如砂礫上燃燒著的寂靜的火焰。


三十九年的流亡,


未曾有哪個民族支持我們,


未曾見過哪個有血性的民族!


我們是這裡的難民


一群失去祖國的人。


不屬於哪個國家的公民。


……


在每一個檢查崗口。


我是一個「印度博巴」,


我的身份證,


我必須每年更換一次,


鞠躬一次,


一個在印度出生的外國人,


我不止是一個外國人,


除了我多褶皺的博巴面孔。


「尼泊爾人」?「泰國人」?「日本人」?


「中國人」?「那加人」?「曼尼普爾人」?


但從來沒有人問過我:「你是,一位博巴」?


我是博巴,


但我並非來自圖博,


從來沒有去過那裡,


我卻夢見,


死在那裡。


從少年時代開始,他就常偷偷地跑到拉達克(Ladakh)的山丘上遠眺,終於在大學畢業那年,忍不住岩漿般的熱血--僅僅只為看一眼母親的大地--他獨自一人翻越拉達克的殘雪的山隘口,徒步走向故土。入境僅僅只有幾天,他就被牧羊的同胞出賣。


1987年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人權小組會上發表關於圖博地位問題的「五點計畫」之後,至1989年,圖博發生了一系列的抗議運動,當局軟硬兼施雙管齊下,同時祭出重賞獎勵相互監控與告密,正如圖博女詩人唯色的長詩《圖博特的秘密》中寫道的:「背叛與出賣,在窺探和竊竊私語中悄悄進行,幹得越多,越能夠得到豐厚的賞賜」;有人說:「博巴的恐懼用手就可以感觸到,但我想說,真正的恐懼早已融入空氣之中」。


他被逮捕,關入拉薩的監獄,在監獄裡,在淩辱與折磨下,他終於與其他「政治犯」得以心心相印的交流--沒有筆,有人在放風時遞給他一種小藥片似的東西,用這種小藥片,指甲或小釘子在黃色的布或者紙上能掐出紅色印跡的字—而紅字--正是那個黨的象徵,他們以此躲過看守的突然襲擊。 三個月後,他被以「非法入境者」罪名趕出他世世代代的家鄉。


「是否憎恨過出賣你的同胞,如果有把槍,是否想立即斃掉那迫害博巴的加米(漢人)?」我問。「不,從不。他們(境內的博巴)與我們,手心手背血脈相連,同為一體。加米(漢人)給我們造成永遠難以癒合的傷口,1989年天安門運動改變了我對加米(漢人)的認識」。


他那茶色墨鏡背後的目光裡,流淌著一條泛光的河。


2001年,他的英文散文《我這種流亡》(My kind of Exile》獲全印度“Outlook-Picador”非小說類文學獎。他出版了多種詩文集,並有其他語種的翻譯版本。


三月,是在達蘭薩拉與他一期一會的佳期。


但他被「消音」的蟄伏期,不是來自中國,而是印度警方援用一條刑事法令,將他畫地為牢--不允許他離開達蘭薩拉。同時由於他「激進」的思想,走「中間道路」的流亡政府有時也不待見他。而他始終認為「中間道路」是一條迫不得已的智慧策略,因為他和他的「激進」夥伴挺身匍匐在前方,後方才可能走「中間道路」。



2005年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問印度期間,丹真宗智像日本忍者一樣,躲開層層防線,突然從陽臺上懸掛出Free Tibet字樣的紅色布條。


幾乎任何抗議活動中都有他的身影,他無數次被捕,被打,無數次出庭(印度的法庭效率之低真是折磨人)他唯一擁有的武器是,思想,身體和熱情。所有的「抗議,只是為了凸顯異議」。沒有人,生來就是被打敗的。


去年夏天,幾經周折,他終於收到了我翻譯的日文版詩文集《一個人一支偵察隊》,(他的作品選集。與田島女史合譯。書肆侃侃房出版,2019年),劉毅的黑白油畫為封面,唯色的序《你我流亡的命運》。


他的名字叫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一個戰鬥的非暴力詩人。



詩人丹真宗智與他的詩文集《一個人一支偵察隊》


延伸閱讀:唯色:你我流亡者的命運——為丹真宗智詩文選集日文版《一個人一支偵察隊》寫的序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作家,日本國立大學教師。中文著作:《你也是神的一支鉛筆》、《這條河,流過誰的前生與後世》、譯著《沒有墓碑的草原》(臺灣八旗出版社)等等。日文譯著:《中國底層訪談錄》、《殺劫—鏡頭下的西藏文革》、《西藏的秘密》、《從天安門事件到零八憲章》、《劉曉波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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